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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二，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张，涉及一般的大异。
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我们不是还得看《易经》与《书经》[3]么？
其实，施先生说当他填写那书目的时候，并不如我所推测那样的严肃，我看这话倒是真实的。
我们试想一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奉命惟谨，下过一番苦功之后，用了《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这岂不是太滑稽吗”
？
然而我的那篇《怀旧》[4]是严肃的。
我并非为要“多获群众”
，也不是因为恨施先生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更不是别有“动机”
，例如因为做学生时少得了分数，或投稿时被没收了稿子，现在就借此来报私怨。
【备考】：
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
施蛰存
烈文兄：
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我因为要到民九社书铺去买一本看中意了的书，所以在王家沙下车了。
但那本书终于因价钱不合，没有买到，徒然失去了一个与你多谈一刻的机会，甚怅怅。
关于“《庄子》与《文选》”
问题，我决不再想说什么话。
本来我当时填写《大晚报》编辑部寄来的那张表格的时候，并不含有如丰先生的意见所看出来的那样严肃。
我并不说每一个青年必须看这两部书，也不是说每一个青年只要看这两部书，也并不是说我只有这两部书想推荐。
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一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都是偶然觉得有什么书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了。
早知这一写竟会闯出这样大的文字纠纷来，即使《大晚报》副刊编者崔万秋先生给我磕头我也不肯写的。
今天看见《涛声》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给我的信，最后一句是：“没有比这两部书更有利于青年了吗？敢问。”
这一问真问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态度很真挚，我将有一封复信给他，也许他会得刊在《涛声》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对于丰之余先生我也不愿再冒犯他，不过对于他在《感旧》（上）那一篇文章里三点另外的话觉得还有一点意见——
（一）丰先生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
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旧思想，那么像我这种“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
之有旧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论的了。
至于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
（二）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
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强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除非这青年不想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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