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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
，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
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
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
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版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
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版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
和“妖孽”
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
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
[1]施蛰存（1905—2003），浙江杭州人，作家。
1932年至1934年曾主编《现代》杂志。
[2]庄子死后被劈棺的故事，见明代冯梦龙辑《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大意说：庄子死后不久，他的妻子田氏便再嫁楚国王孙；成婚时，王孙突然心痛，他的仆人说要吃人的脑髓才会好，于是田氏便拿斧头去劈棺，想取庄子的脑髓；不料棺盖刚劈开，庄子便从棺内叹一口气坐了起来。
[3]汉代刘向著有《列女传》，内分“贞顺”
、“节义”
等七类。
这里可能即指此书。
[4]1931年至1933年，在左翼文艺界批评“民族主义文学”
时，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自由人”
、“第三种人”
，宣传“文艺自由”
论，指责左翼文艺运动“霸占”
文坛，阻碍创作的“自由”
。
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和同书《又论“第三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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