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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马蹄）篇中则有：“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日天放。”
这己是对人的异化的一种愤嫉的抗议了。
“天放”
，不就是自由的另一种说法么？
对这种异化的抗议，则发展到了《淮南子》中对三皇五帝的反叛精神的讴歌了。
“夸父追日”
，何等的豪迈、悲壮、浩气回肠，然而，这勇于追日的英雄，却被黄帝的正统势力所杀害。
共工同撷项争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水撩尘埃归焉。
……这是反抗，是对于自由的追求。
同《庄子》一样，这些文字，均是天生的在野（野者，更多赋予自然的本性）派的宣言，是一切失败的英雄们的愤世嫉俗而又超然于物外的佛语纶音。
几千年来，它抚慰着所有奋起反抗而未果的苍凉的魂灵。
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异化了的社会的天生的反对派——文学家及艺术巨匠。
因此，它是历史前进中，最终达到人性复归的一个呼唤，一个绵长的、凄婉的呼唤。
正因为这种史观的属性与自然共存，它的命运也同样是生生不息的。
也难怪西方的大哲学家黑格尔，要首推老庄的学说是整个东方思想的代表。
“废黝百家，独尊儒术”
，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学说是一直作为统治者官方的正统思想强行注人的，而老庄的思想，则以其形象生动、语言绮丽，尤以其自然天性，在民间潜移默化，得以广泛地流布，显示出了其更强大的生命力。
人们常常强调东方富于神秘主义色彩，并以老庄为最大代表，但是，他们“顺乎自然”
的思想，却使主宰世界的天神或鬼怪无立足之地，它在宇宙之上那不可企及的制高点上，是那般出神人化地把握了历史的行程，驰骋起超乎时空的想象之旅，抓住了超越过生与死、兴与废、盛与衰界限的精神的火把，真诚地、颤栗着地释放着人性的光矢，爱的光矢。
它看来是那么没有逻辑，那么轻慢理性，但它却达到了历史——逻辑远不能达到——的高度。
史观中存在着的二律背反，就如自然中存在的二律背反一样。
庄子写了那么多的寓言，而他自身也成了一个寓言，一个无法排解的悖论：他是那么无情地鞭挞了当时的现实社会——“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庄子·肤筐》），竞被后人大骂为没落阶级的代表，说他鼓吹历史倒退的虚无主义理论，如同他在艺术上一样，他找到了“法天贵真”
、“功成之美，无一其迹”
的最高境界，却又被人说成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反对者。
其实，这个时期的史观，如同老庄一样，看来是矛盾的，是悖论，可实际上，它远远超于矛盾与悖论之上——矛盾与悖论只属于理性的世界，而人类历史的进程并不见得就是理性做主宰。
老庄有什么办法使自己能同当时那个非人性的社会相协调呢？除非把自己也当做一个寓言——所以他写了那么多寓言，而在寓言中，任何逻辑上水火不相容的事物就能和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因此，西方一位作家就这么说过：“……‘道’是作为寓言或者矛盾的言论来感受的。”
其实她也说白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史学自一开始就充满了一种理性的精神，史学的发达，令西方咋舌。
但是，我们这里又发现了一个悖论，发端于史官的道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却是以其感性的、直觉的、超功利的、自由的、弘扬个性的主张昭之于后世。
纵然《汉书·艺文志》中明明是这么记载的：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不能不归于反映于老庄著作及一系列寓言中所表现出的自然史观了。
是自然启发了庄子，以寓言体的方式，直接诉诸直观形象，与那个“矫情伪性”
的充满了所谓“仁义道德”
的社会作对抗。
因此，无论对社会还是对文学而言，他都是一位最大的叛逆者，不能见容于任何人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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