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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艺术家气质，更趋向于乌托邦思想的实行。
浪漫主义的诗情，终于化作了残酷的现实、纷飞的血雨……
流水落花寿去也。
天上人间。
乌托邦的“天上”
，落到了反乌托邦的人间。
艺术无疑是个人“独与天地精神来往”
的领域，而历史则是各种因素的合力，有自然的、有人类的、有群体的、也有个人的……它在众多的反常与偶然中，呈现出必然的正常来。
哲学的历史和政治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如同黑格尔所认为的，在哲学史里，无个人特性可言的思维自身才是历史的创造性的主体；而政治史则相反，个人的品格、天赋、气质的特性是行动和事件的主体。
但两者并不是背道而驰的，它们同样都是历史。
而政治的历史，在强调个人品格、天赋、气质上，要更接近于艺术。
有人用过“政治艺术”
这个词，更多则是对于政治家的领导艺术而言，也就是个人的才智的发挥。
但历史归根结底不是一种艺术的创造物，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过艺术的特征，但更多的是，在宏观上看，它是一种共时性的、必然的逻辑发展。
在不同的民族与国度，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种程度上接近的、可供比较的历史线索，这甚至包括已经消亡的民族在内。
不同的文化处于不断融合、扬弃的过程，偶有逆转，可最终仍在前进，不可抗拒。
过多的浪漫主义诗情，恐怕对历史是有害的；当然，对历史理论而言，也同样如此，但历史本身是需要**的，连冷峻的黑格尔老头也这么说过。
“一将功成万骨枯”
，在西方则译作“伟大人物是公众的灾难”
，并视我们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的这句格言中包含了无数的经验和智慧，这自然是西方的理解。
也许，正是中国“英雄的时代”
延续得太久了，中华民族付出血的代价太大了。
万里长城现在可以当做古迹、伟大的艺术品，运河也是如此，可秦始皇、隋场帝“暴君”
之称是千古不易了。
所以，强调历史是艺术，不仅让我们想起那些亡国之君，也想起这些既有辉煌功业、又罪恶滔天的历史的英雄人物——他们“假私以完成大公的事业”
，这已是古代许多历史学家所作出的评价。
也许这样，传统的历史观念，就不要视广大百姓的生命为生命，只视为英雄人物的铺垫或工具，所以，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杀戮才那么多，暴君与暴民政治才那般相映生辉，至十年浩劫，竟有多少人付出了代价！
直到今天，人们仍在期待英雄——这已经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了。
早在一百年前西方便有人说过，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是个可怜的民族，进一步说，是一个奴化的、蒙昧的、未曾觉醒的民族——当整个民族被玩弄于一位君王或英雄的股掌之上，历史倒满可以称为艺术了。
艺术气质的英雄，要么是暴君，要么就是悲剧人物——其实，英雄人物又有几个不是悲剧人物呢，连暴君也同样是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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