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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古代史观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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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分论的随意性选择
也许，我们已经寻找到了考察我国文化史观的一条线索。
所谓线索，只是借用而已，因为它本身不应当是一种限定，它只是一种模糊的、不那么确定的把握，我们已经见得够多了，当某个人建立一个新的观点时，他就用这个观点把所有一切（历史当燃包括在内）重新解释一番，以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
可他没料到，恰巧这种“体系化”
的意图，也就使他的观点窒息掉，完成也就是毁灭，于是，他这一观点也就只能被当做“历史”
来考察了。
而人的观点，尤其是做学问的人的观点，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所在的世界，包括历史的世界，从来就在于变化之中，而随着知识和信息的增长，旧的观点说不定会很快被取代。
人的所知是个圆周，未知在圆周之外。
知得愈多，与未知的接缘便愈大，所以，无知者不知自己无知，有知者知得愈多便愈知道自己有所不知。
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存在一个极限，多少史学家的发掘、探讨，只是无限接近这个极限，而决不能穷尽它。
我们允许任何新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事件，这就如同历史事件发生的多元性一样。
所谓最终、最彻底的解释是不存在的。
当然，这也不等于说，历史无规律可循。
这点我们前面已作了较充分的说明。
文化史观，考察的不是历史的本身，而是历史的思维，产生于历史上壤上的文化对历史观念的作用。
史观属于文化的范畴，属于文化中的思维范畴，是历史的抽象，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抽象，也是对未来历史的抽象。
换句话来说，是人类在历史中的经验的升华，人类对历史所取的态度、认识乃至于想象。
在自然史观中，我们多少了解到老子、庄子对历史进程中人的异化的愤慈、抗辩的态度，就不会轻率地硬把“奴隶主——没落阶级的代言人”
的帽子加在他们头上，认为其“小国寡民”
的理想等于奴隶主民主政体，陷入到教条主义的死胡同里，而是从人类历史长远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和认识，从而对历史和人性的关系有了更深的体会。
同样，在伦理史观中，我们也就找到了祖先崇拜这一民族特性与西方封建社会中世纪的重大区别，抽象的人与神不同的位置等等。
自然，在某个史观的统率下，不同的哲学家、史学家们的史观也是五花八门，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来的，各自的侧重面也不同。
要进行一番哲学的思考，还得狠下功夫。
也许，正因为中国古代是文、史、哲不分家，所以，阐述起文化史观，也有某种便利，模糊的界限正好促成了模糊的、边缘的学问。
前面已提过，历史也是艺术，也有人说，历史与哲学就是一回事。
现在这里，三者可谓合而为一了。
当写人物传记时，那种历史也是艺术的感觉也许更强烈一点，一方面，历史学家（作为传记作家，对传主所在的历史阶段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及相对全面的把握，否则无法确立传主的形象）是不应当有想象力的，他只能依据史实，但是，反过来他又必须具有想象力，以他的想象力去逼近那个存在过的历史真实，是为了逼近史实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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