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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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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单元的论述，到这里可以告结束了。
我单独探讨这么个论题，而且是半路出家，也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题了。
我也不企望什么逻辑上的严谨，沦述上的客观，以及材料尽可能的占有。
作为艺术的历史，它凭借的不该全是逻辑的实证；作为哲学的历史，当然就更不是繁琐的考证——黑格尔说，那只是原始的历史。
它只是一种俯视，一种尽可能拨开云雾的、模糊的、宏观的把握。
其实，就是史书上的历史，又何时能保证它的绝对真实呢？
孔子是标榜自己有史德，述而不作的，这个观点发展到今天，一方面，则是没完没了的对经典著作的注释，对理论的探求停留在注释上，严重阻碍了活生生的理论的发展。
这已不必多说了。
而另一方面，其述而不作，说到底还是述而深作。
他完全在他的伦理史观的指导下，编纂了一部《尚书》，就摒弃了周的史记《逸周书》，在春秋、战国时代，把（尚书》中的《周书》与《逸周书》同称为《周书》，这为什么呢？
原来儒家要托古改制，克己复礼——复的便是周礼。
这就得给武王打扮一番，可（逸周书）上却说武王伐封，“先人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告下车。
而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以黄械，折县诸大白（悬其首于旗）。
乃适二女（姐己和婪妾）之所，乃以先截人，燎于周庙”
。
又说，“武王遂征四方，凡憨（恶）九十有九国，域磨仁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
把武王说得凶残暴决，没半点仁义，这岂能让孔子容忍？
孔子这一增删，也就毁了不少史料。
历史的可信性就大可怀疑了。
同样，史学上标榜的太史董孤公开直书“赴盾拭其君”
以示于朝；齐崔杆狱其君，太史兄弟奋迅执简以往，直书其悖，虽被杀两位，可第三位弟弟，仍将此事记下了……等等，我们细细想想，不正是因为这些事件符合其伦理史观的需要，才记录下来的吗？否则，也该似孔子一样，早给摒弃了。
以正是非而治人，以拨乱世而反之正——这便是史观指导下的史学。
所以，一部历史其真伪性，也只能从史观上去看了。
刘知几作《疑古》，便指出所谓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都无一例外是政治倾轧争夺中的强权者，史籍为掩饰统治者间矛盾的真相，则多为尧、舜增善，而给柴、封添恶。
这就击中了伦理史观下编纂历史的要害。
因此，把各个时代的史观弄清楚，那么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就会客观一些，不至于为其上面笼罩的主观意念所左右。
任何一种史观形成后，它便会对过去的历史作出新的解释——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会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过去有，将来还会有。
到底哪种史观指导下写出的历史合乎真实，是以其进步性为依据，还是以它离那段历史的远近为根据，恐怕没有人能断言。
人们可以以各种史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层次、方位或线索去写历史，也许，把这统统汇合起来，才可能更逼近于历史的真实。
历史观就是这样，它总是以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历史的“显性因子”
为依据。
一定的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史观。
历史不到一定阶段，就不会有伦理史观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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