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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如果老是那么多人搞农业，农副产品即使生产出来也卖不出去。
比如说，五个农民养一个工人，农副产品的市场就很有限，农民就很难富得起来；如果一个农民养五个工人，农副产品的市场就大得多了，农民致富才有出路。
我们必须扩大社会分工，让大家相互提供商品，相互提供市场，相互提供服务。
东莞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书记，您觉得呢？”
任仲夷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点头，听到这里双目炯然一亮，他也有些兴奋：“农村工业化？好！
好想法！”
“在今后几年内，我们的目标是从农业转移出70％以上的劳动力搞工业和服务业，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很好，你们就这么搞，我支持你们。”
任仲夷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说，“希望东莞发展得更快一些，东莞要争取成为‘东冠’！”
1984年9月，在中共东莞县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刚刚出任东莞县委书记的李近维代表市委作了题为（改革、开放，向农村工业化进军，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
的发展思路……
笔者写到这一节时，始终处于一种无法理解的惊叹中：究竟是哪一种神奇的力量给了东莞人一双能够看清未来的慧眼？
想当年，毛泽东曾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的设想，在农民的推动下，这一宏伟设想终于得以实现。
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么多年里，中国却始终采取着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工农业的剪刀差”
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也使得东莞这个农业大县对于“勤劳致富”
一词产生困惑，更使得无数个东莞人毅然踏上了重寻天堂的大逃港之路。
然而，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这一重要转折，给了东莞改变自己贫穷落后命运的历史性机遇。
怎样彻底改变东莞农业县的命运，改变东莞农民的命运，东莞原来是从解决穷人问题、农村问题和恶性循环问题着手，一步一步地试着把人口包袱变为财富。
也可以说，东莞的工业化构想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
开始的，进而夺取全面城市化的胜利。
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村工业化”
的决策是多么具有前瞻性！
没有站在历史高度的人是不会有这等视野和决策能力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m地的巨变，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800多亿元，发展到2002年时已突破100000亿元，这样的巨大变化令人惊叹。
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速度缓慢，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
从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工业化初级阶段也是城市化最为迅速的时期，在经历了初级工业化阶段后，至少会有一半人口进人城市，这也是一种必然。
然而中国在这方面却显得步履维艰，中国目前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数量约为6亿人，仅占全国人口的45%，而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超过了80%0更为突出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专家呼吁：中国以这种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来替代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必须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农民工问题。
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大量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定居下来，这也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然而，要解决这样的难题，到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
实际上，这一切可以归咎于一个根源性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即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关键一点，农民留在本土就业，还是拥人城市。
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选择的大多是后一种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流，这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
这种畸形的转移方式所产生的诸多矛盾已日渐明显，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透过沉重的现实背景，让我们把目光再回转到20多年前的东莞，当我们重新审视东莞当年提出的“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
的发展思路时，便再一次感觉到了这10个字那沉甸甸的分量——东莞当初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在土地上就业，在家门口就业，这是一项多么具有历史眼光的决策呀！
难道东莞人有先见之明，提前预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产生的难以化解的一系列问题，便提前做出令人惊喜的尝试？
笔者心存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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