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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大了，我把他们都送到了国外去念书。
长安这些年的变化太大了，跟二十多年前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
当年跑出去的那些人很多都回来了，给我打工的就有好几个……
李先生（原太平公社居民）：其实我也不是很穷，去之前我有工作，一个月能赚30多块，那时30多块也还可以的了。
我有两个叔叔在香港，是1962年逃过去的，他们1979年回来探亲时说让我过去，还说帮我找工作，所以我就一门心思要逃到那边去。
开始逃过两次，都是开船没多久就被发现了。
最后一次是1980年9月2日，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天正好是我23岁的生日，中午时我母亲还给我做了碗长寿面，看着我吃，她就在一旁哭哭啼啼的。
我说你哭什么，没事的，有叔叔在那边还怕什么，我挣上钱就给你寄……那天晚上我们坐的是一个大的机动船，五六十人，一路上还算顺利，船开出去五六个小时的光景我们就到了……
好日子即将开始，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疯狂大逃港？假如说是因为贫穷，但这种贫穷并非一日之寒，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后再次出现一个逃港**呢？那是如何一道让人困惑和优愁的谜呀！
原东莞市文联副主席邓慕尧，在本地是个颇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帮笔者解开了这道谜：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后，那些去香港多年没回来的人可以回来了。
他们这次回来探亲，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给搞乱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挣了钱。
他们回来后大包小包的，有的带回了电视机，有的买部货车送给村里。
大家看到这些事后，突然发现香港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
水往低处流，人往外域游。
疯狂的大逃港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状态下形成了。
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输给他们一种全新的认识——香港即天堂。
东莞人性格一向务实，敢于冲锋，此刻他们不再相信理论上的说教，在他们认为，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榜样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涛强烈地冲撞着人们的内心，使他们从心底深处突然涌起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渴盼。
十多年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了，这种平静曾深深地沉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伴随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贫穷的日子。
于是，从心底深处涌起的波涛很快便酿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酿出一场比第一次逃港更执著更义无反顾的疯狂大逃港。
这一次，干部们千方百计的围堵、苦口婆心的劝阻说服完全失效。
眼前摆着一个个鲜活的教材，谁还会相信干部们空洞的语言？谁还会相信黎桂康声泪俱下的“我们国家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已经好起来了，我们的日子会更好”
那种承诺？
没人相信。
理论太苍白了！
他们带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开始了重寻人生价值的航程，尽管他们没人知道，在到达黄金的彼岸前夕，是否会被暴风、骤雨、旋涡所吞噬。
他们无所谓这些，只要能逃走就行。
逮住之后遣返回来，再逃，周而复始，只要有一口气，他们就要逃往天空上方红光光的东南角。
那是他们的天堂啊！
大逃港一发而不可收。
这次出逃的大多是年轻人，仅长安公社在1979年前后就一下子跑了4600多青壮年，占全镇总劳力的一半，丢荒土地5000多亩。
东南角的红光散发出一种钱的光彩，幻化成一张张数也数不完的人民币，召唤着万万千千的东莞人。
人们为了尽快到达黄金彼岸，这次出逃的路线也不同于第一次。
第一次大逃港时，人们几乎都采用步行方式，为了躲避公路上的边防军，大多沿山路走（后来已修成如今的莞深公路，东莞的山，山连着山，一直连到香港那头）。
走山路时，为防民兵，人们昼伏夜出，至少得两三天时间。
而这次出逃大多走的是水路。
因路径不同，故这次的出逃形式也有别于第一次的散兵形态。
这次基本上属于有组织、有规模的，人们私下联合起来，提前凑钱买船或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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