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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堂就在出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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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农民李玉龙后来的人生命运。
因为谈广东的开放，不可能回避“逃港”
人的前后命运。
李玉龙1978年逃港未遂后，又逃过两次，最后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于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
但后来在香港的命运并未如他所梦想的那样，工作不好找，断断续续干过一些建筑工的苦力活。
倒是长安这边的弟弟先是搞运输，后来开公司做生意，很快发了财，10年前就在长安盖了幢四层小楼。
李玉龙在1999年便从香港回来投奔弟弟，给弟弟打工，目前帮着照管弟弟在长安南城边上开设的一家洗浴中心。
“在香港日子不好过，我们这些人在那里只能做苦工，挺辛苦的，也攒下一点钱，但这点钱跟我弟弟的比就不能算钱了。
老家这边没走的人这些年都发财了。
我现在挺后悔的，没想到，我们这边发展得太快了。
他们都有分红，我们这些人就没份了……”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你很难说他的命运是一场悲剧还是一场喜剧。
其实，人生的命运真是深不可测。
当你朝着你期望的这条路走去时，结果走进的却是另一条路。
听着李玉龙这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笔者在想，有一点，李玉龙可能一生也不会意识到，那天在太平公社唯一的窄道上，他和张子弥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是充满了怎样的戏剧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道无形的国门中，一个正往门里迈，一个正往门外挤。
其实，这个场景又何止发生在李玉龙和张子弥身上。
门外的人往里走，门里的人往外拥，这种颇有戏剧色彩的情景竟成了东莞这扇门刚刚打开时的真实写照。
在香港人纷纷进来办厂的同时，东莞进人了又一轮的逃港高峰。
东莞志的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79年上半年，全县又出现逃港**。
4月29日，县革委会颁布《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偷渡外逃的通告）.··…”
笔者在虎门、长安等镇采访时，总是无法避开“逃港”
这个词。
这两地因和香港隔江而望成了当时的偷渡重地，公社党委的两大重任是“学大寨，防偷渡”
，虎门12公里海岸线竟设有17个防偷渡点。
那天在李玉龙的帮助下，笔者在长安不到半天时间就采访了四五位当年的逃港参与者，在此，笔者顺手摘录两例口述作为论证。
王先生（原长安公社厦边村农民）：我只逃过一次，那是1979年。
当时我们村很多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都先后逃走了。
看别人都走，我和几个朋友也一起商量这事。
我有一个朋友逃过好几次，他知道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他的。
我记得我走的那天刚刚过完中秋节，我随身的包袱里还装了好几块月饼，家里人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码头。
我们是在虎门那边的一个码头集合的，到了深夜一两点才出发。
上了船之后，大家都坐着，不敢说话，挺紧张的，船上一共有二十来人吧。
没想到船开了三四个小时我们就被发现了。
现在想想，幸亏当时没走成。
后来我跑到虎门做服装，挣了一点钱后又在长安搞了一家电子公司，现在过得挺好，平时没事就打打高尔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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