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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贺直哉和郁达夫的小说明显有着这样的特点。
根据上面“我”
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差异，两位作家小说中的“告白”
也就具有了不同的色彩。
日本私小说中的自我暴露和基督教的“忏悔”
的性质相似。
王志远认为志贺直哉的告白也是自我忏悔的一种，而陈秀敏认为志贺直哉实际上是反对自我忏悔的，志贺直哉推崇自我个性至上，虽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有过挣扎，但他最终总是顺从自己的心意，理性被感性所压制。
《暗夜行路》的主人公时任谦作完全可以说就是志贺直哉本人的代言者。
小说中有这样一幕：“蝮蛇”
阿政将自己一辈子的劣迹编成戏，在祇园的八坂神社下的一家戏园子里演出。
谦作在深夜路过时，看到剧场门口挂着一张广告。
上面写着：“为了忏悔，演出自己的身世。”
对此，谦作旗帜鲜明地对阿政的忏悔行为提出了反对，认为她是欺世盗名之辈。
[168]
志贺直哉认为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罪行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论怎样在别人面前坦白自己的罪行，其罪恶都不会消失。
并且忏悔的行为对于自己、对于他人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反而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所以说，志贺直哉是不赞成在大庭广众中忏悔这一行为的，他认为只有从内心反省自己，才能消除恶念并达到平和的心境。
如谦作在小说最后，在融入大自然的过程中，让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恢复了澄澈的心境，这种心境正是志贺直哉追求的最高心灵层次。
所以，志贺直哉的告白是为了要让自己的心境重归平和，而不是进行忏悔。
相对于自我忏悔，郁达夫的告白更像是自我和社会关系破裂的宣言。
换言之，他的告白不是对自我的生活的绝望，而是对时代和社会的不满。
哎哎，这悲剧的出生，不知究竟是结婚的罪恶呢？还是社会的罪恶？若是为结婚错了的原因而起的，那这问题倒还容易解决，若因社会的组织不良，致使我不能得到适当的职业，你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而生出这种家庭的悲剧的，那我们的社会就不得不根本地改革了。
（《茑萝行》）[169]
上文中，主人公将生活的失败完全归咎于社会的不作为，他没有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反而将责任推给了外部的因素。
对于郁达夫来说，个性和自我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评判所有事物的标准。
他虽然也知晓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但还是将其产生的原因推到了社会制度的落后上面。
当然，郁达夫在小说中也有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进行斥责的情节。
比如他在面对自己的强烈性欲和偷窥行为时，就咬牙切齿地骂自己为“畜生！
狗贼！
卑怯的人！”
此外，书中人物于质夫也曾骂过自己是“用金钱**人的禽兽”
。
但是他在自责的同时，也在为自己进行辩解。
特别是他在《茑萝集〈自序〉》中写道：“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
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170]所以，郁达夫的告白实质是一种自我辩解，是让别人了解自己，并原谅自己的错误以及不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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