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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不和、人道主义三个题材作为创作对象。
那么他们选择这些题材的目的是否是完全一致的呢？下面将对两位作家的小说进行对比分析。
A.“我”
的不同
志贺直哉和郁达夫的小说中，自我意识是作品的中心，也是创作的根本。
王向远指出，自我意识的表达是同自我和时代，以及自我和社会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为了更加深入研究志贺直哉和郁达夫的小说，必须要厘清他们小说中的“我”
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日本的私小说素来被认为是日本文学中独特的领域。
私小说作家在创作时往往只注重挖掘自己的内心，或是描写周边的景物，所以不论是破灭型私小说作家还是调和型私小说作家，实际上在作品中都不关心应有的社会意识。
志贺直哉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是基本认同的，因而在作品中所表现的苦闷大多也是对家庭、恋爱和婚姻等的不满。
如他在《创作余谈》中也谈到创作《和解》（1917年）这篇小说的“动因”
来源于自己同父亲关系得到和解的喜悦，而并不是因为某种“主题”
而写的。
所以，志贺直哉的“我”
是没有被“社会化”
的。
而在这方面，郁达夫的小说与志贺直哉的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将郁达夫推向文学创作道路的原因中，有以下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是在异国受到轻视后所形成的爱国之心的激发，二是受到五四运动精神的感召。
他在《沉沦》《茑萝行》等小说中自觉地将“我”
和社会，或是作为“社会阶级”
的一员，同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如在《沉沦》结尾的三句呐喊[167]，暗示了主人公的自杀是因为国力的孱弱，表现了郁达夫强烈的社会意识。
若根据私小说的标准来看，《沉沦》可以说是一篇失败的私小说。
但郁达夫写小说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咀嚼内心的痛苦，他大胆地将自己的遭遇和不幸暴露给读者，让读者知晓其原因，唤起读者的共鸣。
只关注自己的生活、不关注社会是日本私小说的特点。
而郁达夫的小说中蕴含着忧国忧民的意识，体现了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感。
也正因为如此，“我”
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将两位作家的作品区别开来。
虽不能由此判定两者作品的优劣，但是他们都是在小说中体现了最真实的自我。
B.告白的不同
伊藤整指出，日本近代小说的根源在于作家本人的告白。
这里的“告白”
是指在小说中坦露自我意识、行为和心理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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