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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为艺术而放弃了自己在人间最起码的骨肉之情，再也没有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继续活在人世间的理由，而他所达到的艺术高峰，由于不存在比《地狱变》更强烈、更美的艺术素材，也不再是他今后能够超越的了。
[114]他以人间最珍贵的亲情，换取了最高级的艺术，他就像一个输光了本钱的赌徒，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为艺术而抵押出去了。
所以他的死对这两方面，即感人的亲情和崇高的艺术，具有一种“调解”
作用。
这两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势不两立，在良秀心中形成剧烈的冲突，并实际造成了不可宽恕的罪恶；但由于良秀作为矛盾的承担者所做出的自我牺牲和对罪恶的自我惩罚，双方都最终得到了肯定，具有了永恒的价值。
这就是良秀之死的崇高的悲剧意义，这就是我们从《地狱变》这一悲剧中所获得的在恐惧和同情之上的那种“调解的感觉”
。
由此我们也可以窥探芥川本人后来走向自杀的真正的心理动机，因为良秀这个人物的心灵冲突实在可以看作就是芥川的内心矛盾的写照。
[115]
日本评论家吉田精一在评论《地狱变》时也认为，良秀的死虽然的确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败，但他“内心却并无悔意”
，而这或许已经预示了芥川的必将自杀；但又主张，芥川并没有承受像谷崎润一郎那种“恶魔的美”
和“人道”
之间的“二律背反”
，在良秀身上所体现的是“只能从艺术中感受到生存价值、而将生活隶属于艺术的一个典型”
，所以芥川虽然心中也有“在艺术和伦理之间的竞争”
，但并没有走上反道德的歧路，而是比谷崎更好地做到了“生活与艺术的一致”
。
[116]吉田精一的这种观点至少比单从一个方面（道德或艺术）来评价《地狱变》要更为全面。
但遗憾的是，他似乎又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双方冲突的一面，对芥川所达到的这种“一致”
的矛盾内涵估计不足。
实际上，良秀或芥川的“生活和艺术的一致”
并不是由一方“隶属于”
另一方来实现的，而是由对立双方剧烈的冲突、矛盾和主人公的自我毁灭所造成的，正是这种矛盾和毁灭，表明了人道和美二者都具有超越于个人生命之上的精神力量和崇高性。
所以芥川虽然没有像谷崎润一郎那样走向片面的“恶之赞美”
，但正因为如此，他的内心冲突其实比谷崎更激烈、更深刻，而冲突双方在调解后的一致，由于不是靠牺牲任何一方、从属于任何一方而达成的，也就更和悦、更超迈。
所以正宗白鸟对《地狱变》的赞扬是该作品当之无愧的，他说：“在我所读过的作品中，我毫不犹豫地推赞这一篇为芥川之最高杰作。
在明治以来的日本文学史上也是绽放特异光彩的名作……是芥川与生俱来的才能及十多年修养的结晶。”
[117]
但是，有必要指出，芥川的《地狱变》虽然在伦理观念上符合黑格尔所总结的古希腊悲剧模式，然而仔细比较起来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差别。
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在古希腊悲剧中，例如在《安提贡》中，冲突并没有表现为强烈的心灵冲突，而只是道义冲突。
两种不同的道义力量即亲情和法律体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安提贡的自杀其实是抗拒法律而殉情，而代表法律的克瑞翁，由于蔑视亲情，也由于自己的儿子即安提贡的未婚夫的自杀而受到了惩罚。
只是从第三者（例如合唱队）的立场上来看，我们才可以说两种完全合理的伦理力量由于当事人的死而获得了调解，而在每个当事人那里却仍然是片面地坚持一方而排斥另一方，这种矛盾冲突仍然是外在的。
例如安提贡在被国王克瑞翁抓获时，国王问她：“你知道我的命令么？”
她坚定地回答：“我知道”
，“但这不是永生的神祇所发的命令。
而我知道别的一种命令，那不是今天或明天的，而是永久的，谁也不知道它来自何处。
无人可以违犯这种命令而不引起神祇的愤怒；也就是这种神圣的命令迫使我不能让我的母亲的儿子暴尸不葬。”
[118]而国王的态度也是针锋相对，甚至可以说是“大义灭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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