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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拜火教，这些人固守着自己的传统，“以洋书为危险”
，主张“杀掉那些看危险书籍的东西”
，把这些书“用车子运进塔里去”
，封锁起来。
鲁迅认为这“正可借此来比照中国，发一大笑”
。
但后来他又说这篇小说“太轻”
，想换一篇收入集子，我想恐怕不单是因为它的篇幅太短，也有在引人“发一大笑”
中缺乏沉痛感之故。
换言之，它还不足以代表森鸥外那典型的“消沉但是锐利的声音”
。
而要找森鸥外小说的“消沉但是锐利的声音”
的例子，他后期的作品《高濑舟》是不错的选择。
《高濑舟》，是他1916年（55岁）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的短篇历史小说。
通常认为小说中提出了财产观念的“知足”
问题，和医学上的“安乐死”
问题。
《高濑舟》的故事看起来很简单，是说在一艘载着重罪犯去孤岛服刑的小船上，杀人犯喜助向看守讲述了自己从此可以在服刑地安全地活着而不必为自己的一日三餐担心，所感到的轻松喜悦的心情。
因为，以前他从未松懈地找工作、做工作，拼死拼活所得的工钱总是还了债就一文不剩，然后还是靠借债度日；判刑后，他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还得到了官府赏给被判远赴孤岛的犯人的二百文钱，这是他从来未曾拥有过的一笔钱财，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
听了喜助的话，看守联想到自己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够养活一家人，经常要靠妻子的娘家接济，觉得自己和这个犯人也差不多，辛苦得来的工钱也只是“左手进右手出”
，而且连喜助的二百文赏钱也没有。
看守由此联想到人生应当知足。
看看这个犯人你就会知道，人生即使跌落到谷底，也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但前提是，不能总是在更高的欲望上“不停地追求”
，而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停下来。
这时看守竟然觉得喜助的头顶上“仿佛放射出一种光辉”
来，有一种圣人式的伟大。
如果作者仅仅停留于此，那么这篇小说的寓意也就和其他许许多多宣扬知足常乐的作品没有什么区别了。
如果说小说想要批判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那在这方面它也不如另外一些同类题材的作品深刻，如欧·亨利的《警察与圣歌》。
[56]因为后者揭示了导致人民生活贫困的社会根源，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森鸥外的小说却无意做这种揭露，而只是描述了下层百姓的无奈。
但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谈起了喜助杀人获罪的经过。
原来喜助和弟弟从小失去了双亲，两人相依为命，勉强度日。
但后来弟弟生了病，只有喜助外出工作，这就更加难以支撑了。
于是弟弟有一天用剃刀割喉自杀，不想再拖累哥哥。
喜助回来时弟弟已奄奄一息，十分痛苦，央求哥哥帮他了结。
喜助为了减少弟弟的痛苦，帮他拔出了剃刀，直接导致了自己挚爱的弟弟的死。
但是即使他不拔出剃刀，弟弟也活不了。
看守觉得就凭这件事而判喜助杀人罪似乎不合情理，但又说不出更多道理来。
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德川时代），还没有“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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