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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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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日本文学中的“物哀”
显然是受到中国唐代文学的刺激而形成起来的，但也并非没有日本民族自身审美意识的根基，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了中国文学中的某些因素并加以发挥和扩展，在某些方面甚至朝着与中国文学不同的方向做了独特的引申。
其实，我们在形成于日本上古时代、成书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中，就已经可以看到“物哀”
意识的萌芽了。
书中有好几个爱情故事都是以悲剧结局的，极为凄美哀艳。
如天照大神的孙子火远理命与海神的女儿丰玉姬一见钟情，并结为夫妻，在海王宫殿里过了三年幸福生活。
但由于太阳神的孩子不能在海里出生，怀孕的丰玉姬只好到陆地上来生产，并嘱咐火远理不要偷看，但火远理还是偷看了，发现妻子原来是一条大鳄鱼，吓得逃跑了。
丰玉姬觉得很丢脸，便丢下孩子和丈夫回到海里去了，但却始终怀念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于是通过自己的妹妹，两人互有诗歌赠答。
[19]虽然互不相忘，但他们却并不作任何努力实现团聚，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后来也没有一个好事者来续写他们重新团圆的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写木梨之轻王与自己的妹妹轻大郎女的**的爱情，则结局更惨，轻王遭到流放，两人别离时留下了许多缠绵悱恻的情诗。
多年后轻大郎女去流放地寻找哥哥，相见时又互相赠答，最后双双死在流放地。
还有一个故事，写一位美丽的少女赤猪子在河边洗衣时遇见了天皇，天皇随口对她说了一句：“你不要嫁人了，我一定来接你”
，就回宫去了。
赤猪子每天等待天皇的召见，一直等了八十年，成了一个老太婆，才去皇宫见天皇，向天皇说明原委，天皇大惊，向她赔礼和赠诗。
这样一些绝望的爱情，在日本人的传统心理中都能够坦然地接受，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对，也不埋怨命运的不公。
他们只是反复地咏叹、吟唱、玩味，从中体会那种哀情之美。
这种情绪与白居易《长恨歌》的结尾恰好相吻合。
这正如叶渭渠先生说的：“日本文学吸取和消化白居易诗文，是根据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有所选择与扬弃的。”
[20]
所以，在日本人心目中，“物哀”
并不是一种人为的哀伤，而是事情的真相，是万物的常态。
这种感受由于佛教“无常”
学说的传入而被定型化了。
在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中，瞬间即逝的东西、永不再来的当下才是美的极致，无常就是常，瞬间就是永恒。
为了美好的这一瞬间，人可以献出一切，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例如，我们在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舞会》中看到，少女时代的明子与父亲一起去鹿鸣馆参加一场西式舞会，邂逅了一位英俊的法国海军军官儒理安·维奥，两人一同跳舞，一同吃冰激凌，一同观赏绽放在夜空中的焰火，互相都产生了一种隐约的爱慕之意。
但是，看着飞向空中的五彩焰火，两人在欢乐的顶峰却滋生了一丝悲哀，他们同时都想到了一个主题：“像我们的生命那样的焰火”
。
三十年后，已经成为“H老夫人”
的明子和一位文学青年谈起当年鹿鸣馆那一幕和那位法国军官，青年很兴奋地说：“那就是洛蒂！
是那个创作《菊子夫人》的皮埃尔·洛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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