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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将日本文学中的“物哀”
的美溯源于平安朝的《源氏物语》，此论早已为人们所公认。
据研究，在《源氏物语》中直接用“物哀”
一词为13个，而用“哀”
字达1044个[7]，形成了弥漫在整个《源氏物语》中的主要的审美情调。
通常日本文学和日本人最常见的审美意识也总是带给人一种感物伤情的淡淡的哀愁，用“物哀”
一语来概括也是极为恰当的。
不过，川端的这一说法也引起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解释。
由于《源氏物语》的时代正是唐代文学大量传入日本的时代，因此有人主张，“不应过高估计日本文学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可以认为，日本‘物哀’文学思潮是直接受到中国古代诗学中的‘物感说’的深刻影响而出现的”
。
[8]这样一来，“物哀”
作为日本文学独特的审美情调也就遭到了质疑。
但从直接的审美感觉来说，“物哀”
又的确是日本文学的一个不同于其他文学，甚至也区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明显的特点。
所以叶渭渠先生说：“中国文化、文学对《源氏物语》的影响是相对的，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9]如何理解由同一基点所引出的这样两种不同的看法？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一方面，从量和程度上来看，“物哀”
的审美意识在日本文学中所占据的分量和地位是非同一般的。
任何民族的文学相信都包含有一定程度的感物伤情的抒情性，但似乎都不像《源氏物语》中那样一直从头贯到尾，成为笼罩一切的基本情调。
日本文学中缺乏那种彻底放松的欢乐，即使有兴高采烈的时候，那背后也总是有一层淡淡的哀愁。
所以有论者指出：“‘物哀’除了作为悲哀、悲伤、悲惨的解释外，还包括哀怜、同情、感动、壮美的意思。”
[10]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感物而哀”
只不过是“人禀七情，应物斯感”
（《文心雕龙·明诗篇》）中的一种情调而已，而在日本文学中，“七情”
都是以“物哀”
作为基调而感发起来的，甚至一切喜怒哀乐都是“物哀”
。
在平安时代日本文学的确受到了中国唐代文学的强大的影响，而其中，白居易的诗被当时的贵族阶层作为文学修养的通行教科书，《源氏物语》中直接引用白居易的诗就达20多处，白居易，尤其是他的《长恨歌》得到特别推崇。
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另外一些在中国更有名气、艺术成就也公认为更高的诗人（如李白和杜甫）反而没有获得白居易这样的殊荣？这正是由于白居易的大量的诗作，尤其是他的那些哀怨的感伤诗和带有很大感伤成分的诗（如《长恨歌》），迎合了日本人最为敏感的“物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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