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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至少那些愿意和他们说话的人—很愉快地给他们提供了详细的路线，这些路线只能害真正的游客白白浪费时间。
为了确保这并非针对外国人的恶作剧，研究者同时询问了前往真实且著名的地点的路线，对这个请求，人们给予了确切的答复。
牛津大学的研究者随后又在英国重复了这项实验，他们装作外国人，询问去往虚构的榛子园酒店的路线，结果远没有那么多英国人提供虚假路线。
这令研究者们做出假设，近东文化中有什么东西使人们奇怪地急于显得有知识和乐于助人，尽管这一表象并没有现实的基础。
“如果假设为虚构地点提供路线的行为，能够展现人们相比实质更关心形式的话，那么这一研究收集到的数据或许可以表明，显然有更多伊朗人比英国人更注重形式而非实质。”
有模式可循
除了指导问卷设计和为游客指路，“无知观点”
现象还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
例如，选民已证明，他们即使在不认识任何竞选者的情况下，仍然愿意投票。
消费者也经常性地被迫在产品和服务商中做选择，即使他们对这些备选项一无所知。
比如，你有没有从电话黄页中以随机选择的方式来雇佣管道修理工，或者曾经站在杂货店里在看起来都差不多的品牌之间做决断？
社会学家麦考密克·佩恩意识到，当面对一系列不熟悉的选项时，人们并不是以纯粹随机的方式回应的。
他们不知情时的选择是有模式的。
第一，他们展现出一种寻找任何种类的“中间立场”
的倾向—这可能也是大多数吉尔的回复者都倾向于将问题留给各州这一暧昧选项的原因；第二，他们根据未知词汇与已知词汇的相似度，读出这些未知词汇的含义；第三，他们经常选择性地给出最后一个选项；第四，也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会被找寻熟悉事物所吸引。
如果一个人哪怕在某个选项中认出一个熟悉的字眼，他就有可能会选这个选项。
广告公司深谙此道，这正是他们花这么多钱在我们面前展示其产品的原因。
他们希望当我们沿杂货店过道一路走下去时，本能地去选择那些我们模糊地记得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产品。
《金属性金属法案》的故事还有最后一个意外进展。
1978年，研究者霍华德·舒曼和麦考密克·普雷瑟决定将吉尔在《浪潮》杂志中发表的报告原文找出来。
毕竟，这个实验已被广泛引用，似乎却没有人看过吉尔的实际数据。
最终，他们找到了《浪潮》发表报告的那一期—这项任务可真不简单，因为收藏这本杂志的图书馆屈指可数。
他们读到的东西令人大失所望。
在已经给出的数字之外，吉尔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研究细节。
他既没说他是怎么开展研究的（他是通过电话还是面谈的方式），没说什么时候做的研究，也没说他询问了多少人。
舒曼和普雷瑟得出结论：实验几乎等同于趣闻逸事。
事实上，除了吉尔自己的话，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确实开展了这项实验。
他这番著名的虚构问题所做出的“无知回应”
的描述，可能本身就是虚构的，这给他的研究添加了讽刺的结尾。
然而，即使吉尔的结果只是编出来的（这件事我们并不能肯定），但他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关于《金属性金属法案》的内容—看起来仍是合理的，因为其他研究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981年，市场营销研究者戴尔·霍金斯和肯尼斯·科尼从波特兰、凤凰城、辛辛那提和布法罗市的电话簿中随机挑选了五百人，给他们每人寄了一份问卷。
作为对吉尔的致敬，他们的调查中包括了以下问题：“等待颁布的《金属性金属法案》中的内容将极大地强化美国的经济地位。
是或不是？”
他们报告说大部分回应者感到该法案会强化美国的经济地位。
所以，如果未来你听说美国的政客跟谁大谈“金属性金属”
的法规，就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如果“街头百姓”
都乐于对不管他们了解与否的话题表达意见，那么想要当选的政客会热切地对任何民意调查结果良好的问题予以口头支持，而不管这些问题是否有意义，就是不出所料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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