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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
苏珊小心地把话筒放回电话机上,脸上带着轻微的困惑神情,然后她耸了耸肩,回去继续搅拌她的炖菜。
一分钟之后,她的丈夫走进房间,胳膊下夹着折好的报纸。
“谁打来的电话?”
他问道。
“哦,没有谁,”
苏珊回答,“只是个公众意见调查罢了。”
1947年3月,舍曼马奎德公司的研究主任山姆·吉尔在广告业的一份贸易期刊《浪潮》上发表了一个有趣的发现。
他询问实验对象的正是上文中来电者提出的问题:你对《金属性金属法案》持什么样的观点?他在报告中称,70%的受访者迅速地提供了意见。
在这群人中,58.6%偏向将《金属性金属法案》留给各州颁布;21.4%认为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项良好举措;15.7%认为不应该做此要求;4.3%认为它完全没有价值。
这个发现有趣的地方在于,《金属性金属法案》并不存在。
这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法规,但是很多人显然仍对它有自己的看法。
吉尔提出,他的调查收到的回复显示“美国一般的‘街头百姓’虽然并非世界上最糟糕的骗子,但也总是乐于对任何主题提供他们的‘观点’,不管他们对该主题有没有了解”
。
无知观点
吉尔的研究成了调查方法论讨论中经常被提及的经典案例,提醒人们调查对象的回答,可能并非是充分掌握了信息的或有意义的回答。
如果你问调查对象一个表面上看来合理的问题,通常他会给予你回复,即使他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发生这种情况,也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也许这个人感觉到有压力,认为有必要提供某种答案;也许他很尴尬,不愿意承认他的无知;也许他将这个问题与另一个类似的问题搞混了,而对那个问题有合理的观点。
后续的研究表明,如果调查者提供“没有意见”
或者“不清楚”
的选项,能够减少胡诌回复的数量,但是并不能彻底避免。
看来有些人就是喜欢提供观点—任何观点都行!
吉尔的研究为“无知观点”
现象提供了广为人知的案例,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例子。
使用虚构的问题引发胡诌回应是公众意见和社会学研究之中相对较小但却持久存在的方法类别。
这一手法最早的案例来自1946年,吉尔开展研究的前一年。
尤金·哈特利当时在调查美国大学生对几个外国国籍所抱持的态度。
他问他们:“对法国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和中国人等有何感受?”
“这些国家的人应该被允许进入美国吗?”
“你会愿意让他们中的谁成为你的邻居吗?”
“你会与其中哪国人结婚?”
在做这项调查的过程中,他把三个不存在的国籍纳入了他的问题列表里:沃隆人、丹尼人和帕瑞尼人。
他发现很多学生很爽快地表达了对这些不存在国籍人士的观点。
特别是,如果一名学生已经显现出对外国人不太容忍的倾向,他绝对不会想让任何一名沃隆人、丹尼人或帕瑞尼人进入美国。
研究者就虚构的法规和虚构的政府组织收集观点的做法更为常见。
因此,我们得以了解到公众对诸如《宗教验证法案》《1975公共事务法案》和“国家消费者投诉署”
等虚假的概念有着明确的看法。
1976年,数个牛津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人们也会乐于对虚构的地理位置提供反馈意见。
他们旅行穿越伊朗时,系统性地询问了陌生人去德黑兰不存在的美洲酒店和伊斯法罕不存在的阿巴丹酒店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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