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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
。
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
。
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
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
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
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
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只是装个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皇自贬自损，想抬高他还来不及呢！
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
，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
这样的话，也是坦露心思的真话。
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
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地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即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
；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接着，又上《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了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指出了民心涣散将导致天下大乱的严峻现实：
“臣听说国家贫穷不足为患，只有民心涣散，则是最大的忧患。
古代最富的时候是隋文帝时期，然而忽然灭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贫困的时期莫过于汉昭帝初年，煞而又逐渐安定下来，是因为能安抚民众……我皇上爱护民众的诚心，大大超过以前。
只是因为那些太守县令……不关心民众的疾苦，致使圣主的德政不能到达民众中，而民间的疾苦不能反映上来。”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指陈皇上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时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
每天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
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
即如广西一事，首先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最后是对军事需慎重其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上一年广开言路以来，自然有至少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
三字了结。
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
：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
最后的结果就是，朝中必然充斥大量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
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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