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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
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
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
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
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
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
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
这一番话，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听后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的话。
左宗棠曾说：“纪泽能说出他父亲的实情，可以说是没有辱没他的父亲。”
这也是一个例证。
民国时徐一士所著《曾胡谭荟》中说，“曾国藩是看名誉比生命重的人，所以摒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
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像曾国藩那样自我解脱。
曾纪泽在光绪元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利权，他的外交手腕的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
慈禧也感叹曾国藩可算是真正的后继有人。
不改初衷，守好本分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改变自己的行为的。
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就容易越发加重。
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
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人高位，反成尸位。”
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他的直谏就鲜明体现了他忠诚为国、不顾个人安危的品质。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
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
如道光最庞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之风，已成为习气。
以至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
“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
相形之下，当时尚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气宇卓迈，不随流俗。
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
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
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尽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
这当然是对自己最严厉的惩罚了。
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
，即亲笔书写，这就令他的继承人不得不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此事，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地要拿出意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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