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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过程的初期阶段就去处理虐待狂倾向，肯定毫无益处。
部分原因是这些倾向与患者的理想化形象相去甚远，甚至是两种极端。
哪怕是到了分析过程的后期，患者在意识到自己的虐待狂倾向时也常常会感到恐惧和厌恶。
但是，我们之所以把这一分析推到患者不再那么绝望、不再那么束手无策的时候进行，还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原因：只要他在潜意识中确信替代**是他唯一的解决办法，他便绝对不会想去克服自己的虐待狂倾向。
在根据具体的性格结构对个体进行分析时，可采用与上述相同的原则来决定处理问题的先后次序。
比如，对于攻击性倾向占主导的患者来说，他鄙弃所有情感，认为它是软弱的标志，却会去称赞任何显得很有力量的东西，那么，就应该首先去处理他的这种心态及其产生的影响。
如果治疗分析师首先考虑的是他对亲密关系的需要，无论这一需要在分析治疗师看来是多么明显，那都是不对的。
患者会憎恶医生任何的相关举动，因为他觉得这是对自己安全的一种威胁。
他觉得必须严防分析治疗师这种想把他变成“马屁精”
的想法。
只有当他变得更加坚强时，才能忍受自己的顺从和自我贬抑倾向。
对这样的患者，我们最好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避免谈及绝望的问题，因为他可能会拒绝承认自己有绝望感。
对他来说，绝望暗含着令人厌恶的顾影自怜之意，还意味着非常不光彩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相反，如果患者的顺从倾向占主导，我们应当首先去分析他“亲近人”
的表现，然后才能去触及他的支配或报复倾向。
同样，如果患者把自己看成一个伟大的天才或者一个极好的恋人，那么，去分析他对遭受蔑视和拒斥的恐惧，就纯属浪费时间，去分析他的自轻自贱则更是徒劳。
有时，在刚开始分析的时候所能触及的问题非常有限。
这种情形尤见于以下这种病例：病人把高度的外化作用与僵硬的理想化形象结合了起来，使他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缺陷。
如果分析治疗师察觉到了这种状况的某些表现，那就千万不要暗示患者他的麻烦其实来自自身，不做这种解释就避免了浪费时间。
不过，在这个阶段倒是可以去触及理想化形象中的某些方面，比如患者对自己的过分要求。
如果分析治疗师熟悉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发展规律，那也有助于他更迅速、更准确地把握患者的种种联想表达了什么，从而知道此时应当去处理什么问题。
他将能够从患者貌似无足轻重的表现上，洞察和预见到他人格中某个完整的方面，从而把注意力转向那些需要密切注意的东西。
他的这种状态与内科医生极其相似，内科医生如果发现患者咳嗽、夜间盗汗、午后乏力，便会考虑肺结核的可能，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检查。
比如，如果患者总喜欢道歉认错，容易敬仰分析治疗师，在联想时表现出一种自我贬抑的倾向，分析治疗师便能看出，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亲近人”
有关。
他会去分析这是不是患者的主导心态；如果他找到了更多的证据，便会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
同理，如果患者老是重复那些使自己蒙羞的经历，并且表示他觉得分析治疗的过程也是一种羞辱，那么，分析治疗师就知道自己必须处理患者对羞辱的恐惧。
分析治疗师应选择当时最容易找出的源头去解释他们的恐惧。
比如，他可能会把这种恐惧与患者坚持理想化形象的需要联系起来，前提条件是患者已经认识到了理想化形象的一部分。
又比如，患者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表现出他的怠惰，还说感觉自己快要完蛋了，分析治疗师这时就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处理他的绝望感。
如果这发生在分析治疗的初期，治疗师或许只能向病人指出这种绝望感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患者已自暴自弃。
然后，他会试图告知患者，他的绝望感并不是源自实实在在的绝望处境，而是一个亟待被认识并最终被解决的问题。
如果绝望感出现在分析治疗的后期，那么，治疗师或许可以把它与更具体的因素联系起来，那就是患者找不到摆脱冲突的办法，或是达不到理想化形象的标准。
虽然上面建议了许多措施，但我们仍为分析治疗师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去发挥他的直觉和灵敏性，他需要借助敏感性才能搞清楚患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分析治疗师应当努力将其发展到极致的宝贵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尽管分析治疗师用到了直觉，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析过程只是一门“艺术”
，或仅凭常识就足够了。
对神经症性格结构的了解，使以此为依据的推论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并且使分析治疗师能够准确、负责地实施分析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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