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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在悲惨经历的压力下，一个喜欢孤独的人会变得病态地依赖别人。
像这样的一些变化为下面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日后的经历是否重要？我们的生活是否会被童年经历彻底地引导与调节？站在冲突的角度思考神经症的发展过程能使我们得出比平时更加确切的答案。
有以下可能：如果童年经历对自然成长的抑制不那么强，日后的，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会对个体有一定的塑造作用。
但是，如果童年经历的影响十分强大，以至于把儿童塑造成了一个很难改变的样子，那么将不会再有新的经历能打破他的行事模式。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顽固形象没有给他接受新经历的机会。
比如，他非常喜欢独处，以至于不允许有人靠近他；或者是他的依赖性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不得不处于附属地位，等待被别人利用。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会用他已有的形象语言来解释所有新经历。
比如，当攻击性的个体面对别人的友好时，要么会把它当作愚蠢的表现，要么会觉得别人想利用他，新经历只会强化他原有的形象。
当神经症患者采取了别的态度时，看起来像是后来的经历使他的人格发生了改变。
但是，这种改变并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实际上是内源性与外源性压力一起使他不得不放弃他的主导态度，反而采取相反的态度——但是，如果起初就没有冲突，也就不会发生这种改变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三种态度不应当相互独立。
一个人应当既能对别人做出让步，也能和别人针锋相对，还能独处。
三种态度可以相互补充，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如果其中哪个占了大头，那只能说明这个人在某个方面发展过度了。
但是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些态度之所以不可调和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神经症患者不能变通，他被驱使着去顺从、去争斗、去孤独，而不管自己的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否合适，而且一旦他不这样做就会陷入恐慌。
因此，当三种态度都在他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时，他势必会经历严重的内心冲突。
另一方面，这些态度不仅限于人际关系的领域，还漫延到了整个人格中，就像恶性肿瘤漫延到整个有机组织中一样，这大大延伸了冲突的范围。
它们不仅影响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也影响与自我、与整个生活的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种支配一切的特点，就容易把冲突导致的结果看作绝对矛盾，像看待爱与恨、顺从与挑衅、恭谨与专制一样。
这就像区分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一样，只关注某个单一的对立特征——比如它们在宗教或者权力方面的不同——便以为区分成功了。
它们当然是不同的，但是单独拿出一点来强调，就不会看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两个世界，代表着两种完全不相容的生活哲学。
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所引起的冲突会影响整个人格。
人际关系如此重要，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品质、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我们信仰的价值观。
而这些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因此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5）
由此我认为：矛盾态度所引发的冲突是神经症的核心，也可以说是基本冲突。
我用核心这个词，不仅是象征性地说它十分重要，还要强调它是神经症起源的动态中心。
这个观点是有关神经症新理论的核心，它对后面观点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
概括来说，这个理论可以看作是我对神经症早期概念的详细阐述，即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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