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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李云迪在欧美的演出场次，似乎也是寥寥可数。
相反地，他在亚洲的演出日程却排得满满当当—2003年，他首次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而曲目首次离开肖邦，延伸到李斯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这也是这个场馆的首场钢琴独奏音乐会），门票销售一空。
可是，本年4月，他才首次在美国几个城市举行独奏音乐会，而在当中最重要的音乐大都会—纽约，所选择的演出地点，不是艺术中心音乐厅，而是文化风格更加浓厚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的格雷斯·雷尼·罗杰斯大会堂（GraeyRogersAuditorium）。
这个地方，虽然也经常有演出，但一点都不招摇。
李云迪遇上这种“西方不亮东方亮”
的情况，归根究底，可能是欧美乐迷早已熟知并接受了另一位年轻钢琴家：郎朗。
和李云迪同年在中国出生的郎朗，现在也加盟了同一家唱片公司。
李云迪在纽约举行独奏音乐会的那个星期，英文媒体刊登了不少文章，全都把他和郎朗作比较；两人都来自中国，都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
他们的父母为了培育孩子，同样地全心付出，甚至放弃一切。
但是，除了这些明显的相同之处，这些报道也提及李云迪和郎朗两人的差别。
《纽约时报》把李云迪称为“郎朗反对派”
（anti-LangLang），而《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描述郎朗和李云迪为“中国钢琴精英的阴和阳”
（theyinandyangoftheesepiae），一个非常精妙的描述，尽管《金融时报》记者声称李云迪刻意强调“更为低调和缜密的发展道路”
。
我不知道这位记者如何收集资料，但我一直在关注李云迪，留意他频密地往返于一场又一场的公众活动。
德国唱片公司不仅将他早期的录音按照流行音乐方式设计出精美包装，公司的推广部也把他当作一位流行歌星对待。
最令我奇怪的是：在他演奏当天，竟然插入记者采访或时装杂志拍照等工作。
每次李云迪出现在公共场合，必定被一群年轻时髦的追星族重重包围。
他的俊俏脸孔更频频在电视广告中出现，而关于他的新闻报道，总是围绕着“他是否有女朋友”
之类的跟音乐艺术无关痛痒的花边新闻。
即使是他在德国汉诺威（Hannover）学习期间—这对于任何艺术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也经常受到干扰，因为他接了政府机关和唱片公司安排的各种演出和宣传活动。
现在的李云迪，演出的曲目范围还是比较狭窄，而巡演的安排也使人筋疲力尽，令我想到一辆高速奔驰的赛车—令人担忧，前方可能发生一次严重的车祸。
这情况恰好和郎朗相反：郎朗的职业生涯起步的时候，无论是演出曲目，还是工作方式，都得到经纪人悉心的计划和安排。
1999年至2000年间，郎朗在全球艺坛活跃得厉害—录音与现场演出声势凌厉，几乎侵占了所有人的耳朵。
这两年来，我看过他的三次演出。
这位年轻钢琴家每一次都有显著的进步，有充分的自信心，音乐个性也独当一面。
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郎朗和李云迪似乎交换了角色。
郎朗在成长道路上的冲刺减慢了：他不能再依靠超卓的演奏技巧令乐评人信服。
反对郎朗的评论声音，揶揄他变为自己拙劣演出的模仿者（caricature）。
李云迪在欧美的事业发展才刚刚开始，加上他的美国经纪人谨慎地为他研究在美国的发展策略，所以前景便有所不同。
李云迪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演出安排，看起来和他在亚洲的演出相似，只是场地规模不一样。
李云迪的经理人（来自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biaArtistsMa，Inc.］）显然是阅读过约翰·肯尼迪（JohnF.Kennedy）的竞选手册（handbook）。
肯尼迪当年竞选总统，必然会预定一些比较小的场地，这样演讲的时候不但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在场外争先恐后想要进场，突显人气之旺。
罗杰斯大会堂只有800个座位，所以当晚的演出还要在台上另加100张椅子。
演奏会一开始，李云迪以其惯常的方式登台。
有评论家描述他的超然脱俗，而他的粉丝们则佩服他“早已进入音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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