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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是拉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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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剑桥的第二年,弗雷德丽卡因为她的鸟类研究而出名,或者说臭名远扬。
这个想法起源于可爱的弗雷迪组织的一场聚会。
聚会上,弗雷德丽卡与埃德蒙·威尔基聊到了用于做实验的鸽子。
也是在那时,她懂得了“分类学”
这个概念,这个学习过程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清晰、深刻的印记,即使随着时间推移,那次聚会上的脸庞和家具已模糊成一团无法辨认的马赛克,只令人记得那是一次聚会,但是,这个印记还是那么鲜明。
威尔基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关于鸟类迁徙的一系列实验。
他说,人们普遍认为鸟类可以通过磁场辨别方向。
但是,威尔基说鸽子和鸽子还是有区别的,而且个体差异很大,这时,弗雷德丽卡满脑子都是这样一幅画面:一群一模一样的鸽子,咕咕地叫着,朝同一方向飞去,它们长着不同的羽毛,飞行速度也有所不同。
这些鸽子就像剑桥的学生,有的奢靡,有的不安,有的拘谨,有的聪明,有的装腔作势,有的善于操纵,有的躲藏在保护色的背后,它们想要一样东西,也可能不止一样。
当时的大学生对所谓鸟类学都不当真,经常只当作一个玩笑,但是,对于对情欲计谋、骗子、变色龙和《幸运的吉姆》心知肚明的弗雷德丽卡而言,这就要另当别论。
马里乌斯·莫克济盖玛为她的系列文章画了一些插图,而托尼和艾伦为表示友好,将这些文章和插图发表在了他们的杂志上。
这些插图是都是钢笔画,他画钢笔画得心应手,但油画水平则不那么稳定。
这是英国20世纪60年代讽刺画流行之前的事情。
弗雷德丽卡的分类学研究没什么好处,幸好没有让学校杂志成为笑料,事实上,她明显缺乏与读者产生共鸣的意图。
很久之后,在慵懒的闲暇时光中重读这些作品时,弗雷德丽卡才意识到,她本以为自己写得饱含爱心,具有高尚的美学情怀和细致的洞察力,结果这些文章却被冷酷地解读为“被掩盖着的仇恨”
。
她没有这个意思,但确实可能被人家这样解读。
还有一个怪事,尽管在一定的意义上,她的鸟类学研究旨在对抗男人对酒吧和公共场所女人**的胸部和大腿进行分门别类,但是,直到连载快结束的时候,她才发现年轻的男人把女孩称为“小鸟”
。
她把这一发现告诉马里乌斯。
他说:“我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弗雷德丽卡实事求是地说,她之所以研究鸟类,是因为威尔基的鸽子。
马里乌斯说了句“原来如此”
,然后粗粗两笔画了一撮油腻的头发。
“我喜欢男人。”
弗雷德丽卡说。
“哦,看得出来。”
马里乌斯冷冷地说。
1955年秋天,弗雷德丽卡认识了诗人休·平克,陪他一起去了她平时很少去的剑桥图书馆。
然后,她真的恋爱了,爱上了一张脸和一个概念,虽然她曾经很任性地进行了多次性实验,而且经常脚踩多条船。
休·平克拿着一沓名叫《美好》的诗歌杂志,敲开了她的门。
他很瘦,微微驼背,淡蓝色的眼睛,金红色的头发,留着波浪卷发型,乍一看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卷发烫坏了,但你随即能够发现,他的头发是自来卷。
弗雷德丽卡买了一本杂志,递给他一杯咖啡,问他杂志的名字是什么。
他告诉她叫《美好》,他说这个名字有双重意思。
《美好》喜欢刊登意象鲜明的诗歌,不喜欢朦胧诗,不局限于英语诗歌,也刊登了一些意大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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