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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制度与人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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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契机促成了戏剧性的变化：其一，因为之前的分歧、争论，1995年功权去美国管理分公司暂且回避一下。
在那里他吸收了很多美国体制下商务、财务安排的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这带来了一个契机。
另一个契机跟女人有关：当时张维迎在牛津，介绍了一个女人回到中国，就是张欣。
维迎把我们公司1992年写的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给张欣看了，张欣要回国，我就让维迎介绍张欣和我认识。
她回来以后在保利和我见了面，就算认识了。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去香港，张欣正在做投资银行，我们一行三四个人去她家里聚会，那次潘石屹跟张欣单独聊过一会儿，等我们回来以后，他们俩就谈恋爱了。
于是又来了一个海外因素，张欣带来的价值观、对问题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认为不行就分嘛。
张欣那时总在说我们的不是，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把我们全否定了，说我们太土了。
虽然大家觉得这是对我们兄弟感情的一种伤害，但她把西方商业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
功权和潘石屹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开始说服我。
如果我坚持，可能还是分不了。
但这时又出现第三个契机，那时我也去了一趟美国，见到在加州的周其仁。
我们聊了一个通宵，他爱听故事，我就哇啦哇啦地说，我讲了我们的问题，他就讲了“退出机制”
和“出价原则”
，这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万通内部的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或者叫建立退出机制。
——冯仑《野蛮生长》
万通出现大量的债务之后，进行了规模的收缩，这虽然解决了万通的危机，不过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那就是万通今后该怎样去走，万通的几个合伙人该如何继续合作。
当时，有两种想法，其一是兄弟几个继续合作，稳健发展，让万通再次崛起；第二条路是大家分家。
此时，每个人都已经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许多年，早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分家后大家各自单干，每人闯一片天地出来，到时候也能互相照应。
对于分家，冯仑开始是不愿意的，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不仅希望几个风雨同舟的兄弟能够长时间在一起做事，更是害怕分家引起彼此的纠葛，以后连朋友都做不成。
就在他摇摆的时候，引文中的三个因素，促使冯仑最终下定了决心，兄弟们单干。
不过，这决定虽然好做，但是具体实施的时候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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