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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说“即物而穷其理”
了，又不肯抛弃笼统的理，终要妄想那“一旦豁然贯通”
的大觉悟。
这是程朱的根本错误。
戴震是从朱学里出来的，他能指出程朱的矛盾，彻底打破那个笼统的“得于天而具于心”
的理。
性中既无所谓天理，那传统的种种附属见解，——如说物欲昏蔽了本来的理性，如理欲之辨等等，——也就容易推翻了。
程朱在近世各学派之中，最能倾向于理智主义的一条路；不幸中古宗教的影响终使程朱不能彻底地向这条路上走，终不能免去许多半宗教、半玄学的见解。
戴学实在是程朱的嫡派，又是程朱的诤友。
戴震大声疾呼地指出这种半宗教的哲学，如主静，主敬，主无欲，主理欲之辨，以至于主最后的豁然顿悟，都是中古宗教的遗传，都是根本上与那致知穷理的哲学不相容的。
致知穷理是纯粹理智主义的态度。
哲学若要彻底做到这种态度，应该把中古遗留下来的种种半宗教的、半玄学的观念，都扫除的干干净净。
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
老庄释氏谓有生皆同，故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问学以扩充之。
（《疏证》，十四）
前者是理智主义的态度；后者是半玄学、半宗教的修养论。
戴学指出性只是血气心知；既无所谓理性之性，亦不必假定理性为气质所蔽。
知识是积累起来的；静中求端倪，静坐居敬，都与致知进学不相干。
无欲之论，更不相干了。
撇开了这些半玄学、半宗教的把戏，这一派致知穷理的哲学方才可以放开脚步去做那致知穷理的事业，——科学的事业。
但这是方东树一流人不能了解的。
方东树知道程朱的学派注重致知穷理，而不知道戴学与清学也正是致知穷理；他能指出阮元重实践而菲薄穷理之错误，而不知道宋明清的理学先生们也正是只能静坐主敬而全不做致知穷理的功夫。
焦循、阮元一班学者都是能实行致知穷理的，又都是能敬重戴学的；然而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治学方法实在没有明白的了解。
他们只知道戴震攻击宋儒的理学，有破坏之功，而不知道戴震的大功在于提倡一种新的理学来代替那矛盾的、不彻底的旧理学。
他们不能继续这个新理学的运动，只能徘徊于新经学与新理学之间，或者趋近于那注重实习实行的颜李学派（如阮元），或者竞于不自觉之中回到了王阳明的良知论（如焦循），离那纯粹理智态度的戴学更远了。
凌廷堪、焦循、阮元，这三个人号称戴学的传人，尚且不能了解戴震的哲学，尚且不能继续这新理学的事业，何况姚鼐、程晋芳、方东树一班顽固的反动派呢？所以我们研究这二百年的思想史，不能不下这样一个伤心的结论：
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虽有革命的大功和建设的成绩，不幸他的哲学只落得及身而绝，不曾有继续发达的机会。
现在事过境迁，当日汉宋学争门户的意气早衰歇了，程朱的权威也减削多了，“汉学”
的得失也更明显了。
清代思想演变的大势也渐渐清楚了，——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对于戴学应取什么态度呢？戴学在今日能不能引起我们中兴哲学的兴趣呢？戴学能不能供给我们一个建立中国未来的哲学的基础呢？
但在这文里，他却不注意考证汉学一派；他以为这一派“其说粗，其失易晓而不足辨”
。
他预料汉学极盛之后，必有一种大反动，反动的趋势，必是回到陆王学派。
他说：
使其人（考证汉学家）稍有所悟而反乎己，则必翻然厌之矣。
翻然厌之，则必于陆王是归矣。
何则？人心之**而无止，好为异以矜己；迪知于道者寡，则苟以自多而已。
方其为汉学考证也，固以天下之方术为无以加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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