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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不细心研究戴氏说理的主旨，只能摭拾几句不重要的话，谩骂一场而已。
戴学重在扩充心知之明，使人能体察事物的条理：这是一种新的理学。
不是“厉禁言理”
，也不是“蔑理”
。
戴氏又反对“性即理也”
之说；他主张性只是血气心知，别无玄妙。
方氏极力替“性即理也”
一句话辩护，说此句“与孟子性善同功，皆截断众流语，固非中贤小儒所及见，况妄庸乎？”
这全是谩骂的口气了。
他的主旨是：
这种逻辑可用三段式写出如下：
凡善的皆出于理：
性命之本是善的，
故性出于理。
戴学根本上就否认这个大前提。
戴学也承认性善；但性善的根据在于人有心知之明能扩而充之，而不在于天理。
方东树坚持成见，不能了解戴学；他的驳论只可算是当时人不懂戴学的一个例证而已。
但方东树说汉学家反对致知穷理，这话也有几分真实。
戴学全是一种理智主义的态度，真可说是一种致知穷理的哲学。
戴震说：“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
这是何等明显的态度！
但焦循、凌廷堪、阮元一班人却不能了解这个“重行必先重知”
的态度，他们的哲学往往有轻视致知穷理的倾向。
焦循要人舍理而论情；凌廷堪要用礼来代替理；阮元更倾向于颜李学派，注重实习实行，而有时竟菲薄穷理。
如阮元说：
圣贤之教无非实践。
学者亦实事求是，不当空言穷理。
《大学集注》，格亦训至，物亦训事；惟云“穷至事物之理”
，至外增一穷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转折，变为“穷理”
二字，遂与实践迥别。
在这一点上，阮元倒不如方东树了。
方氏说：
圣门论学固知行并进；然知毕竟在先。
使非先知之，何以能行之不失也？理即事而在；所谓“是”
者何耶？非理之所在耶？若不穷理，亦安知所求之是之所在？
这与戴学“重行必先重知”
之旨正相合。
其实戴学最近于程伊川与朱子，同属于致知穷理的学派。
但程朱在当时都是从中古的宗教里打了一个滚出来，所以不能完全脱离宗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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