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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证》四一）又说：“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
戴氏最恨“执理无权”
的武断；若如阮元之说，那就是于“执理无权”
之外，又添一种“执礼无权”
的武断了。
凌廷堪、焦循、阮元很可以代表这个倾向。
他们的学说虽然都不算是戴学的真传，然而他们都想在经学上建立他们的哲学思想，这一点不能不说是戴学的影响。
戴震在那个“襞绩补苴”
的时代里，独白发愤要建立一种成系统的哲学，——一种建筑在新经学之上的新理学。
他的弟子王念孙、段玉裁诸人不能肩此重担子，只向那训诂、名物、制度上去用力，只继续发展了戴学的考证的方面。
然而几个私淑戴学的学者，焦循、凌廷堪、阮元一班人，便不甘心专做这种“襞绩补苴”
的工力了，便要从“通核”
的方面去谋发展了。
各人的才力有限，见解有偏，没有一个人能像戴震那样彻底地朝着理智主义方面走。
然而他们的努力至少发展了戴学的片面；他们的缺陷也都可以供我们后人的参考，使我们格外了解戴学的真意义与真价值。
他们努力的新方面更使我们明了戴学确然有建立新理学，恢复中国学者的哲学兴趣的大功。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戴震到阮元是清朝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叫做“新理学时期”
。
但是，激烈的反动不久就起来了。
阮元是清代朴学的大护法：他从经学起家，做了几十年的总督，门生故吏遍于国中；他又在浙江设诂经精舍、在广州设学海堂，汇刻清代经师的经解，造成了一种伟大的学风。
故这个时期可算是清学最时髦的时期。
清学是反理学的；从颜元到阮元，都是反理学的。
理学家本来早已愤怒，要谋大举反抗了；程晋芳、姚鼐等早已提起抗议了。
到阮元得意的时候，“汉学”
越得势，“宋学”
也就更妒忌，更愤恨。
于是姚鼐的同乡弟子方东树愤愤地起来提出最激烈的反革命。
方东树，桐城人，字植之，生于1772，死于1851。
他是一个老秀才，曾跟着姚鼐学古文；读书很勤苦，著有《书林扬觯》《昭昧詹言》《仪卫轩文集》《汉学商兑》等书。
他家贫，在外面客游五十年，做过许多处的书院山长，死在祁门的东山书院。
他的门人苏惇元作他的传，说：
乾嘉间学者崇尚考证，专求训诂名物之微，名曰汉学；穿凿破碎，有害大道；名为治经，实足以乱经；又复肆言攻诋朱子。
道光初，其焰尤炽。
先生忧之，乃著《汉学商兑》，辨析其非。
书出，遂渐熄。
（《仪卫轩文集》附录）
“道光初，其焰尤炽”
，正是阮元最得志的时代。
朴学的声势到了此时确有风靡全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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