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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
“夫仁者己欲达而达人。”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此达之说也。
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他的比较方法与历史眼光。
阮元最善于归纳比较的方
法来寻出文字训诂的变迁。
他的《诗书古训》就含有这种精神。
他的《经籍纂诂》也就是根据这个意思做的。
他深知文字是跟着时代变迁的;只有归纳比较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知道文字的古义与原来的价值。
阮元不但指出“顺”
字、“达”
字在古书里的特殊意义与地位;他在别处时时采用这种归纳的、历史的方法。
他在《荀子引道经解》里指出“《虞书》尚无‘者’字,何况黄帝之时?”
(《研经室》续集。
)在《孟子·论仁论》里,他指出“仁字不见于《尚书·虞》、《夏》、《商书》,《诗·雅》、《颂》,《易》卦爻辞之中,……惟《周礼·大司徒》,‘六德:智、仁、圣、义、中,和’,为‘仁’字初见最古者”
(《研经室》一集。
)。
这都是从比较的研究里得来的历史见解。
清代考据之学有两种函义:一是认明文字的声音与训诂往往有时代的不同;一是深信比较归纳的方法可以寻出古音与古义来。
前者是历史的眼光,后者是科学的方法。
这种态度本于哲学无甚关系。
但宋明的理学皆自托于儒家的古经典,理学都挂着经学的招牌;所以后人老想打倒宋明的理学,不能不先建立一种科学的新经学;他们若想建立新哲学,也就不能不从这种新经学下手。
所以戴震、焦循、阮元都是从经学走上哲学路上去的。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经学与哲学究竟不同:经学家只要寻出古经典的原来意义;哲学家却不应该限于这种历史的考据,应该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建立自己的系统。
经学与哲学的疆界不分明,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毛病。
经学家来讲哲学,哲学便不能不费许多心思日力去讨论许多无用的死问题,并且不容易脱离传统思想的束缚。
哲学家来治古经,也决不会完全破除主观的成见,所以往往容易把自己的见解读到古书里去。
“格物”
两个字可以有七十几种说法。
名为解经,实是各人说他自己的哲学见解。
各人说他自己的哲学,却又都不肯老实说,都要挂上说经的大帽子。
所以近古的哲学便都显出一种不老实的样子。
所以经学与哲学,合之则两伤,分之则两受其益。
阮元虽然自居于新式的经学家,其实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很像戴震,表面上精密的方法遮不住骨子里的哲学主张。
阮元似乎也是很受了颜李学派的影响的。
他说“一贯”
,说“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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