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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监狱，我想就是我住过的铁笼子。
人和乡一个烈士的家属阎淑琴控诉说：
我丈夫叫侯玉国。
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七月初，红军到了我家，在我家做了饭也没吃，背着走的，当时炒的辣椒，做的小米饭，我丈夫给拉道，引着于天放司令向徐家沟去了……康德十年四月二十那天晚上，天一黑，来了两个警察，将我丈夫绑上，把眼蒙上就往王道沟子去了，也不知送哪个监狱，过了一个多月才知道押在哈尔滨，受的刑我不知道，最后是用绳子勒死的，我去收尸，看见他的舌头耷拉到嘴外边……
一九四三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不过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提到警察署里。
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说了就放你。”
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也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真啥也不知道！”
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又火烧，又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最后判了二十年徒刑。
肇源县八家子六十一岁的黄永洪，是给抗联做通讯联络工作的，一九四一年被伪警察特务提去，刑讯三次未供出，连牙齿都被打落了。
他在监狱里经历了一次大屠杀。
他控诉说：
这年阴历二月二十六，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三十多人，让拿着洋镐到肇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二十七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三、刘成发四个人，另一批又提二十人，到了西门外，把那二十人枪毙了，又提来二十二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四个人将他们四十二人用土都埋了。
现在肇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
肇源县城二街的农民刘有三控诉说，他的父亲刘金山因为给打进肇源的抗联军队带过路和做过饭，就是被伪警察枪杀后埋在这个大坑里的。
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
做工，一九四四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伪警察署，一起的有十七个人，被毒打之后，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到东山煤矿挖煤，每天十二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
他说：
有一次，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押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
被辅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下爬不起来。
后来又用洋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七天人事不知。
又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葱，被辅导科的汉奸王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钱，他们就先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
他们又把我装在麻袋里，我不蹲下他们就敲我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三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个人就死了九个。
我得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
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三个弟弟那时最大的十一岁，他们每天讨饭过活，幸亏第二年祖国就光复了……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影，在检举书上写道：
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号……从成立至光复，囚禁人数达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县等地区监狱押送来的。
因我是富锦县人，其中有一人陈永福我认识。
他们都是工人、农人和商人。
他是在娱乐场所和街上行走，而无故被警察逮捕，每天做劳工十二小时，每人每天规定给六两粗粮，更生布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不良，室内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能干活之后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四两至三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
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
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一二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
字样堆成垛。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
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为防止“浮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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