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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拄着根拐杖，跟在后面缓步攀登。
每当我驻足朝着海峡彼岸的爱尔兰方面眺望时，它就也停了下来，用嘴巴在花丛里寻找什么。
晚间，当我同主人一家子坐在烧着木柴的炉子周围谈天时，笛琪就卧在我脚旁似在昏睡，却又不时地支棱起耳朵。
我那怪病终于养好了。
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善体人意的牧羊犬。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我在复旦教书，住在徐汇村的一幢日本式小平房里。
我原以为自己流浪半生后，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安乐窝。
最初，也的确是那样，老友辛笛还为我送来一只起名叫阿福的杂种狗。
每逢我骑车去校本部讲课，阿福必跟在后面。
临过马路时，我总得下车硬把它赶回去。
那时美军的吉普横冲直撞。
开学那天，一名一年级新生就被轧死在校门前。
但阿福总是嗷嗷叫个不停，不甘心回去。
然而一年多后，那个家被人毁了。
搬出校园之前，我只好替阿福另找了个家。
阿福大概没料到，一九五七年当我接受批判时，它也有幸曾不止一次地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被人提起。
在一九三三年秋天我写的第一篇小说《蚕》中，活物占据了中心位置。
我确曾养过蚕，并且也曾让几条蚕在我和当时的女友高君纯的合照上吐过丝。
那时一开春，我就向人讨蚕种——那恰似粘在一张白纸上的黑芝麻。
经太阳一晒，那黑芝麻就会逐渐变成幼虫，奇妙地蠕动起来。
单是这一奇迹就深深引起我对生命奥秘的兴趣。
孵出幼蚕之后，马上饲养问题就来了。
随着蚕身变大，食量增加，这个问题就愈益严重。
我一下学就得扛上根竹竿去打桑叶——往往只好去偷！
因为桑树大多长在人家院墙里头。
站在墙外去勾那搭在墙头上的桑叶，怎么不算偷！
偷就难免会挨顿臭骂，有时还会追出来打。
我呢，只好扛着竹竿撒腿就跑。
万一被人揪住，还得连声告饶：“求求您啦，我的蚕都快饿瘪啦！”
我喜欢蹲下来仔细观察蚕的动作。
脑际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倘若有个上帝的话，他同人类的关系，大概就像我同蚕的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挨饿，可就是束手无策。
从蚕的大与小、肥与瘦、生气勃勃与死样活气之分，我联想到人间的贫富不均以及弱肉强食。
星期天做礼拜，洋牧师在台上宣讲上帝的博爱。
可是礼拜完毕，排队穿过洋牧师们住的大院回校时，闻到他们厨房里飘出的奶制品和烤肉的香味，我就暗自问起：为什么等着我的却是窝头咸菜？倘若真有个万能的神，他为什么容许这种不平等？
至于《蚕》，起初我只是想写个恋爱故事，高君纯是福州人，但当时她还没到过自己的家乡。
在小说里，我把她搬到我熟悉的闽江之畔。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我在福州英华中学教过书，校址就在闽江南岸的苍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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