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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学校制度非常完备，中央官学有二馆六学，州县有小学和私学。
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隶属国子监，二馆指隶属门下省的弘文馆和隶属东宫的崇文馆，不仅招收贵族子弟，也招收一定数目的庶族平民，甚至外国留学生。
七八品官以下的子弟可以学习各科专门知识，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弟则专攻儒家经典。
太宗时尊孔崇儒，学校发展极快，“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
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
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
，史称“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
[97]高宗继位，薄于儒术，颇重文吏，对于士子入学研究儒家典籍缺乏奖励和提倡，但学校仍在继续开办，士子对学校仍有浓厚兴趣，如宰相裴炎前后总共在弘文馆攻读十年，精通《左氏春秋》《汉书》等经典文献。
及至高宗末年武后执政，情况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仍然要提到永隆二年（681年）著名的《条流明经进士诏》，规定进士科加试“杂文”
，明经则加试“帖经”
，即从经文中摘选成句，用纸糊住几个字，让考生填空。
此后帖经渐渐成为明经科录取的主要标准，经义降到了次要地位，考核士子对经文的理解能力让位于单纯的死记硬背经文词句。
明经和进士科的难易程度逐步拉开，以致明经出身者为世所轻。
而学校主要讲解儒家经义，既不适合进士科，明经科也用不上，与科举考试脱钩，社会需求便大大减少。
而武后临朝，祠明堂，拜洛水，封嵩岳，搞了一系列庆典，每次都从国子监选取学生充当斋郎随行，入选者只要充当一次斋郎便可以马上获得出身即做官的资格，甚至立刻授予官职，免去读经和考试之劳。
[98]既然不必熟读经文就可以得官，学生自然无心向学，不再以经学为意了。
除了有意煽动学生厌学情绪，武后还在教学师资上做手脚。
原本在中央官学执教的祭酒博士都是鸿儒名家，为世所重，武皇称帝之后专派武氏诸王及各位驸马担任国子监祭酒，这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谈风花雪月还行，给学生讲解儒家经典没得给人笑死，“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
。
一来没动机学习，二来也学不到东西，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十年间，学校堕废，儒学低迷，武周末期大臣韦嗣立上书指出情况的严重性要求改善：“国家自永淳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
贵门后进，竞以侥倖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
考试之际，秀茂罕登，驱之临人，何以从政？”
[99]武皇微笑，顺手就把奏章放一边去，这正是她要达到的目的。
开科举而废学校，文学繁盛而儒学沉寂，该如何来评论武皇给唐朝造成的影响呢？这真是让后人挠头的问题，但武皇也许根本不会介意，只会对着不知所措的书生们放声大笑，这一生，她只会为自己而活。
史载她广施禄位收买人心，一面扩充科举入仕人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
[100]，一面新增一系列官制，大量破格用人，甚至允许人自荐试官。
这既收揽了不少名臣良将，也造就了大量冗官。
武皇用严格考课，赏罚分明来加以弥补，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才华横溢者快速升迁，尸位素餐者难以久居，流水般的官位总会找到胜任的人。
她提拔的人才之多是历史罕见的，救时宰相姚崇，阳春宰相宋璟，开元名相张嘉贞以及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张说、郭元振、张仁愿……为子孙复兴唐朝储备名臣良将无数。
当然，她杀掉的人才也绝对不少，提拔的庸才那也是相当的多。
时有民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
把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
大意就是现在的官儿可真多，随便飞一块板砖来就得砸死三个。
才子沈金交觉得好玩，补上四句：“平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
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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