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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诗句，描绘出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武周帝国，如明月在天，清辉遍地，如闲花照水，芬芳欣悦。
而统治这个帝国的是个女人，在她的精心布置之下，一幅盛大华美的图卷正徐徐展开。
“唐代进士科之崇重及翰林学士为内宰相，皆启于则天。”
陈寅恪先生如是说。
[95]明经偏重于帖经和问义，有点类似于如今的完型填空和问答题，以儒学经典《五经正义》为标准答案，主要考察记忆能力。
而专习一经，字数有限，几年即可成诵，不易辨高下，定人才。
进士科则重在文采，虽有其主观性，但出题范围广泛，不受格式限制，反而有利于灵活选拔各种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政治问题有范围，按年考试，应举人可以揣摩准备，说来说去，那几句话，不易辨优劣高下。
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则风花雪月，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襟之高卑。
朱庆馀《上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是当时谒举送公卷，乞人评定附上的一首小诗。
但设想何其风流，措辞何其高洁。
诗赋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最好的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的标准。”
[96]另一方面，初唐时印刷术尚未普及，藏书丰富且熟读经书的往往是高门士族，诗礼传家，先天上已占尽便宜，但优秀的学问家不见得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
作诗更多地与资质和灵性有关，与家学渊源无关，于是寒门学子也有了挑战世家子弟的本钱。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标准，因此进士科取代明经科成为取士的主流，自有其道理。
武周政权虽然不久后即告结束，但进士科以文取士的标准却流传下来，并逐步地发展到盛唐时单纯地以诗取士。
今日我们所说的唐代以诗赋取士，实际上就是进士科以诗赋取士。
试题在今人看来往往是不着边际的，无关乎国家大政，无关乎民族气节，“题湘灵鼓瑟”
“望终南余雪”
……好比高考作文试题竟然是“那年冬天的第一树梅花”
。
诗魂文心，灵气飞动，在这样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心灵该是何等的活泼自在、无拘无束！
才子祖咏参加进士考试，本应八句，写到四句便弃笔而去，自言诗意已尽，不愿画蛇添足。
考官爱才，破格录取，这便是唐人风范。
及至宋代，印刷术的流行带来书籍的普及，寒门士子也能买到，于是以诗赋取士变为以经义而取士，考试制度更加严密，这也是一种公平。
然而科考成为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皓首穷经取代了昔日的浪漫吟哦，及至明清八股取士，以朱子一家之言为准，《儒林外史》中描绘范进中举竟然喜极发疯，正是对当时科举制度的辛辣讽刺。
而唐代，那个诗意栖居的时代，那个人性骄傲而尊贵的时代，已经不再。
兴亡千载事悠悠。
今日令我们目眩神迷如牡丹怒放的唐诗乃至唐文学的繁荣，不能不说与武皇开创的以文取士的制度有关。
让我们怀想至今的盛唐气象，其实不在于那幅员广阔的疆域，不在于“万国衣冠拜冕旒”
的天朝风范（虽则这些的确很能满足人的虚荣心），而在于李白的诗，王维的画，在于王翰醉卧沙场的潇洒狂放，在于李义山那不可救药的浪漫与深情，在于安史之乱遭受胡骑践踏仍能怜惜街头卖艺的胡腾儿有家不能归的悲悯与宽容，在于数万民间女子郊外踏歌放舞那健康而明媚的笑靥……洛阳的牡丹、扬州的明月、琵琶、古剑、烟柳和白鸟，这些意象组成了我所深爱的唐朝，诗的王朝。
翻阅唐人留下的诗篇，或清冷，或豪放，或幽雅，或恬淡，那是令我们不知不觉会用眼泪去应和的歌声，穿越千载的时空悠悠传来，至今仍慰藉着我们寂寞的心灵。
然而在沉醉于唐诗所营造的灵性世界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诗赋取士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儒学的低迷。
唐初虽然三教并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思想，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
太宗以儒治国，诏令颜师古、孔颖达考订《五经正义》，标志着传统儒学即两汉经学的统一，儒学盛极一时，但其后却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直到中唐大儒韩愈异军突起，“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高举“道统”
的旗帜，为宋学开辟了先河。
而中间盛唐一段，儒学却处于马鞍形的低谷地带，这对于一个文化繁盛的大一统帝国来说，是很不同寻常的。
不能不说这跟武皇执政时有意识淡化地儒学有关，除了抬高进士压低明经科之外，也可以从学校的兴废略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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