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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武后筹谋已久，并不慌乱，有条不紊地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
一、安抚李唐皇室宗亲，这是武后以太后名义发布的第一件要事。
十二月十七日，武后下令给李唐宗室中地亲望重的高祖、太宗诸子统统加封为一品大员，安抚其心以免生变。
高祖诸子韩王元嘉进授太尉，霍王元轨为司徒，舒王元名为司空，滕王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灵夔为太子太师，太宗诸子越王贞加太子太傅，纪王慎加太子太保，以示尊宠。
除此之外，也拉拢一批原本在家族中不受重视的李唐宗室，如淮安王李神通之子李孝逸便受到太后的“甚见亲厚”
的格外栽培。
武后深知从内部瓦解的必要性，有时候李唐皇族中人一亮相，作用可能大过十位大将。
二、调整原班宰相阵容，将仍有一定影响力的老臣刘仁轨升为品级最高的左仆射，实际却不给他实权，仍然留守长安。
将几位新提拔配合度较高的宰相郭待举、岑长倩、魏玄同由品级较低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希望他们升迁后能感恩效力，而同一批提上来不合心意的郭正一则被罢相，转为国子监祭酒。
这时候低品级官员入相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君主完全可以进退由心而不必有任何顾忌。
武后掌政后常有四品乃至五品官员入相，即是因此。
三、派遣军中心腹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别前往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四大都督府，与当地官府共同镇守，加强防卫，如令狐智通便是当初押解章怀太子赴京的将军。
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也是军事重镇，与突厥等塞外部落接壤，以前李勣便长期担任并州都督达十六年。
益州巴蜀为重要的赋税来源，扬州富甲江南，是唐帝国的大后方。
荆州则是唐代的南都江陵，北踞汉沔，南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自古为必争之地。
武后以其心腹出镇地方军事经济重镇，以防不测，这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即嗣皇帝守丧期满前一日的事。
四、飞诏令出征在外的大将程务挺急赴洛阳，与张虔勖分掌左右羽林军，统领北衙禁兵，稳定东都政局。
五、同意裴炎的奏请，改授他为中书令，另授刘景先为侍中。
因裴炎为全朝唯一的顾命大臣，很多事情需要他的配合，同意他将宰相群议的政事堂由门下省迁往中书省，这是唐代政治制度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改革，标志着门下省政事堂制度的结束和中书省独尊时代的来临，裴炎也成为唐代历史上第一位“执政事笔”
的秉笔宰相。
回望古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无时或已，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
秦汉时实行独相制，宰相佐天子，总百官，万事决于一人之手，容易导致权相独大，威胁皇权。
从秦汉到三国，位高震主的权相不胜枚举，因此历代皇帝都想尽各种办法，或增设机构，或委要事于身边低级亲信，以分宰相之权。
秦代一相独大，汉代即设三公鼎立。
尚书台原本主管禁中文书传递，长官称为尚书令，宦官担任则称中书令。
（司马迁被汉武帝严重伤害之后就做了中书令，所以对剥夺他出任尚书令资格的武帝一直很有意见。
汉朝的中书令一般由宦官担任，要做中书令得做唐朝的。
）汉武帝时开始有意抬高尚书台的地位，宰相职权逐渐转往尚书台，魏晋之后从内廷独立出来，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
尚书权势既大，皇帝又谋削弱，将中书省从尚书台里面分割出来，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
到了南北朝时期，门下省的地位又开始上升，其长官侍中原本不过是皇帝身边的侍臣，干些捧痰盂之类的服侍工作，因朝夕得见天颜，得到皇帝信任，皇帝处理政事每每征求侍中的意见，门下省也开始参知政事，侵夺宰相职权。
特别是北朝，政多出于门下省，成为中央政权机构的重心。
至此，三省并立的局面已粗具雏形。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统一全国之后，对昔日关陇同僚颇为顾忌，因此舍弃秦汉旧制，而沿袭北朝的政治体制，正式确定了三省六部制，将秦汉以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权一分为三，以中书制诏（隋代称为内史省），门下审驳，尚书执行，三省长官均为真宰相。
然而，隋代的尚书省既参预中枢决策，又统辖六部，集人事、财政、司法、军事等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其地位远非中书、门下二省所能比，宰相议事皆在尚书省。
中书、门下二省不能制约尚书省，只是起辅助决策的作用，还常因中书的制诏常被门下驳回而闹得不可开交。
权臣杨素担任尚书令的时候，就连皇帝杨广也甚为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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