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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选官制度现被打破，及至高宗晚年，朝廷穿绯服的四品官几乎满朝都是，可见其泛滥。
不过此举对于武后个人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成百上千的人因这一政策而受惠，得以享受高官厚禄，自然对武后感恩戴德。
在收买人心方面，武后赢了漂亮的一仗。
只是这些力量还没有转化为助力之前，许敬宗已经因年老而退休了，武后顿时面临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
咸亨元年（670年），天下大旱，关中饥馑，朝廷不得不下诏任由百姓往各州逐食，并宣布政府班子东幸洛阳，解决吃饭问题。
陪随同行的武后之母杨氏已有九十二岁高龄，病逝于途中。
久旱失雨，黎民受困，原本不满武后参政的各政治势力乘机发难，直指在上者失德，致遭天谴。
武后权衡利弊，遂上书高宗，引咎在己，主动要求高宗废除自己的后位。
这是心灰意懒，还是以退为进？在进退维谷的矛盾和内心的隐隐作痛中，武后把抉择的权力交给了高宗。
古中国向来有天象以应人事的说法，“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
。
一旦有地震、蝗灾等天灾，负责辅佐天子、总领百官的宰相常会引咎辞职，永徽年间长孙无忌便曾经以久旱提出避位以禳灾。
不过这种辞职一般都会被驳回，皇帝还往往主动承担责任，说“此朕之寡德，非宰相之咎”
“阴阳乖爽，事属在予”
等等，以示负责。
武后此番主动要求避位，一则说明她的权势确有增长，没有人会要求一位无权无势的后妃为国事负责。
二则也反映出她当时的地位并不稳固，当武后升位太后大权在手之后，不要说是私下议论，就算不识趣的儒生上书直谏要求太后还政皇帝，那也是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绝不会有迫于压力归政之说。
说来武后雄飞既久，岂甘雌伏？此举确有不得已之处。
她虽与皇帝并为“二圣”
，但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私人领导班子。
昔日六位翊赞功臣，许敬宗老病退休，李义府、崔义玄等亡故，依靠构陷裴行俭、逼杀长孙无忌上台的袁公瑜给一贬再贬，现在冤家对头裴行俭手下当差，真是十年风水轮流转。
平心而论，和历代弄权的后妃比起来，武后参政之初行动内敛小心得多，单是做了二十年多年的皇后，还没有一名外戚掌握朝中实权便少有人能及。
这固然让她获得了高宗的信任，能够走得更为长远，但始终势单力孤，一切权力均来自于皇帝。
高宗的身体已经相当衰弱，需要借助武后来处理朝政，但对武后权势的增长仍存戒心，既要用她，又要防她，关系微妙，态度暧昧。
如今太子羽翼已成，事事自有主张，不再需要这个母亲来指手画脚，如果高宗再不明确表态，她作为皇后又有什么理由继续参与朝政？又有什么资本继续停留在竞技场上？
此外，母亲杨氏的死也给了她不小的打击。
武后一生受杨氏影响甚大，爱好文史、不喜针线的习惯，睚眦必报、心狠手辣的性格，都来自于杨氏的遗传。
在武后夺嫡争宠的关键时刻，杨氏忙内忙外，收集信息，监视政敌，笼络支持者，为女儿很是操劳了一番。
裴行俭和长孙无忌等的密谈就是通过杨氏转告给武后，导致裴行俭被贬的。
如果说武后的奋斗历程上曾经有得到过家人的助力而不是阻力，那就是来自于杨氏了。
所以武后虽然淡漠亲情，但跟杨氏的关系一直很好。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本不该受俗务影响的母女之情也渐渐变了质。
魏国夫人之死虽然瞒过了高宗，却瞒不过和她一母同胞的哥哥贺兰敏之，深知武后性格的杨氏也不可能没有怀疑，只是无可奈何罢了。
唯一能做的，也就是保护好外孙贺兰敏之而已。
然而贺兰敏之轻佻叛逆，屡屡挑衅武后，如果依照武后的性子，敏之早该死了几十次，只是碍于杨氏的面子，不得不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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