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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由海拔两千三百米左右的位于河湟谷地的鄯州出发，深入吐蕃腹地青藏高原已觉气息不畅，薛仁贵决定在大非川分兵，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副将郭待封率领辎重部队。
原作战计划是辎重部队在大非岭上设栅固守，主力部队倍道疾进。
薛仁贵到达河口时击破吐蕃，然后回撤到乌海城，然而郭待封在主力部队出发后并没有在大非岭建立阵地，而是继续前进，刚到乌海地区就被埋伏在此的吐蕃军队击溃，辎重军粮全部损失，薛仁贵只好撤退，在大非川遭到吐蕃军队毁灭性打击。
此战虽然名为“大非川战役”
，实际上胜败决于乌海。
乌海（托索湖）为青藏高原上的交通要道，海拔在四千米左右。
大非川一战的失败长期认为是郭待封自恃为名将之后，不服薛仁贵的调遣所致，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唐军真正的失利原因是青藏高原的高峻地势带来的高原反应。
薛仁贵率领的主力部队由海拔两千三百米的鄯州快速上升至海拔四千米以上的乌海，仍然进行急行军“轻锐倍道”
，及至辎重全失，遭遇吐蕃大军，本已身处死地，不得不拼力一击的关头，部队却被高原反应折磨得疲惫不堪，丧失战斗力，无力出击。
高宗事后责备薛仁贵说：“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
[39]，即是指此了。
大非川一战，破除了唐军天下无敌不可战胜的神话，吐蕃由此信心爆棚，多次与唐在西域和剑南道展开争夺，由此揭开了长达百年的唐蕃战争的帷幕。
虽然终高宗之世，有娄师德、黑齿常之在剑南道屯田镇守，西域又受制于裴行俭和王方翼，吐蕃并未占到半点便宜，然而由此引发的全局震**却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是东、西突厥密谋复国，高宗时代在西域并未长期驻军，在突厥贵族的煽动下，安西四镇屡屡陷落，先后有裴行俭三定西域之事。
东北由于唐军在辽东战场杀戮颇重，新罗王乘势挑拨高句丽和百济民众叛乱，驱逐唐军，安东都护府被迫迁往辽东。
高宗大怒，命刘仁轨率军出击新罗，新罗大败，急忙遣使谢罪，但并不因此放弃收复高句丽和百济故地的企图。
基本上唐军一到新罗便谢罪，唐军一退又开始蚕食辽东，颇有点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不屈不挠，原本和大唐之间隔了新罗、属于飞地的百济故地，终于被新罗完全吞并。
但最麻烦的还是吐蕃，大非川之战后，唐廷还是没有放弃在青藏高原上与吐蕃角逐的努力，结果仪凤三年（678年）再败于青海湖。
此战之后，唐终于意识到吐蕃是无法消灭的，在剑南和西域等低海拔地区的胜利，并不能让唐军越过乌海、河源威胁吐蕃腹地，从而决定了唐蕃战争中唐只能采取守势，而吐蕃却可以纵横驰骋在青藏高原之上。
乌海至河源海拔均在四千二百米以上，背后便是平均海拔在五千米以上的巴颜喀拉山脉，堪称吐蕃中部的“安全门”
，这是严酷的大自然设置在唐军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唐朝君臣对此十分无奈，青海战役结束后，高宗曾经问策于群臣，普遍的看法是“攻之则兵威未足，镇之则国力有余，宜抚养士卒，守御边境。”
[40]而在此献策高宗的魏元忠以及唐蕃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娄师德和黑齿常之等人，日后成为武周的名臣骁将。
边疆告急促使高宗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了对外事务上，裴行俭、刘仁轨等人纷纷受诏出征，武后抓紧这个好机会大肆揽权，实力又有增长。
她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朝中无人的困乏，许敬宗已经年老，除他之外众宰相无一是武后心腹。
如无高官支持，武后虽有参政议政之权也难以全盘掌控政局。
急于用人的武后遂打破官员须凭考试进阶的制度，“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
[41]，开创了泛阶的局面。
按照大唐制度，由六品跳升五品是仕途的一道重要关口，由四品跳升三品又是另一道关口。
入三品都是以恩旧特拜，入五品则需经过考试，按成绩叙进。
就连升散阶从五品也要奏报皇帝，取其进止。
泛阶一开，五品、三品高官再也没有从前那么尊贵了，整个官僚队伍中补充进来大批的“寒门”
之士，改变着先前的高门勋贵结构。
此举对唐帝国来说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大批寒士的上位促进了士庶合流，扩大了统治基础，可算广聚贤才，另一方面官僚队伍的急剧扩充，也不免有选官过滥的弊端。
昔日太宗皇帝为纠正隋末弊政，大规模精简官吏，淘汰庸员，定制官品文武共六百四十三员，规定数额之外“超编”
官员一名者，主管官员要杖刑一百，超出十名要受两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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