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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甲舰既能攻又能守，但价格太贵，一条要一百五六十万两：捷报船只备小炮，战斗力不强，优点是跑得快，主要是为舰队打探消息，属辅助性的，也不是当前急需；鱼雷艇不备炮，只能靠夜里偷偷靠近敌舰，施放鱼雷，足以炸毁铁甲。
综合分析，李鸿章建议，如果朝廷能拿出三百万两，先买六条“济远”
式钢甲穹面快船为合算。
这种船备有大口径炮，可以进攻铁甲，其速度又快于铁甲舰，打得赢就打，打不过就走，而且吃水又不像铁甲那样深，不必专门建深水码头，无论南洋还是北洋，都比较适配。
李鸿章复信不久，朝廷就有上谕，令参照济远样式，从德国定造四艘。
李鸿章信心大增，看来这次朝廷真是要下决心大治水师了。
购舰之外，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朝廷能够设海部，将来能不受户部的掣肘最好，而且能够统领全国水师，避免各自为战。
因此他又亲自捉笔给醇亲王写信，阐明设立海部的想法。
“查泰西各国外部、海部并设衙门于都城，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其海部大臣无不兼赞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挠。”
“鄙见外患如此其亟，时势必须变通，应请径设海部，即由钧署兼辖，暂不必另建衙门，凡有兴革损益、筹饷用人诸事宜，悉听尊处主持，居中驭外，似属百年不易之常经，永远自强之要策。
如以鸿章老马识途，使之勉效驰驱，则外省督抚本有兼京衔故事，请援同治十三年沈文肃督办台防、光绪五年丁雨生会办南洋海防，均兼各国事务大臣之例，予以海部兼衔，俾得随时随事互相商榷。
天津距京不远，控制外洋亦尚得地，凡力所能为、见所可及者，敢不竭虑殚精，就近襄助，以期仰副委任”
。
写完这些，李鸿章犹嫌不足，拿德、日作比，“德国海岸仅四千余里，同治九年胜法后，始创设海部，扩充海军，今已扬威域外；日本讲求水师二十余年，虽船只无多，西人咸称其规模粗具，操练有法。
该两国皆以分年筹款，逐渐添船为经始根本，中国甫经开办，极应仿照，为可大可久之谋”
。
他又决定将手头的德国海部述略、日本海军说略各录一份呈上。
“此举为经国不朽之基，我若加一分整顿，敌即减一分轻藐；我若早一日备豫水军，敌即早一日消弭衅端。
及今而见诸实事，尚有可强之日；及今而仍托空言，恐无再强之时”
。
如果海部能够设立，就像当初设立总理衙门专办洋务，效果立竿见影。
写完信，李鸿章竟然有些激动，久久不能睡着。
这期间，沿海督抚将军的复奏陆续到京，而近在咫尺的李鸿章还没有动静。
这是他一贯的手段，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事情太多，或者需要深思熟虑。
其实，他是打探了其他人的复奏，又琢磨了中枢的想法，才修改自己的奏稿。
等李鸿章的奏稿一上，往往是眼界高人一筹，措施切合朝廷心意。
摸透了李鸿章的习惯，无论是军机处还是总署的章京们都知道，等北洋李中堂的复奏一到，也就快到了尘埃落定的时候。
这是李鸿章的精明，也是他十余年来执洋务牛耳的重要原因。
地方大吏在京中都有耳目，李鸿章更是如此。
所以督抚将军们复奏的情形，只要不是密折，他想知晓并非难事。
在福建督师的左宗棠又是李鸿章的老对头，因此他最关注的就是左宗棠的复奏。
这次复奏，左宗棠和福州将军穆图善都建议设立统一的海军机构。
左宗棠的建议是设立海防全政大臣或者是海部大臣，应该驻扎在长江。
这一条李鸿章当然无法苟同，驻在长江，他这直隶总督鞭长莫及，还有什么戏？穆图善认为海部最好设在天津，海部内设置尚书部曹，并设直隶、江苏、福建、广东四个督臣。
李鸿章也不能赞同，设在天津会让中枢不放心，而设四个督臣，他势必又与其他三个平起平坐，对整个海军建设也就没有更大的发言权。
他与北洋军务帮办吴大澂密商，请吴大澂上折，建议在北京添设水师总理衙门，特派亲王总理，沿海的督抚归其节制，再在封疆大吏中派一人督办水师，加总理水师衙门大臣头衔。
不用挑明，这一人当然非李鸿章莫属。
至于全国海军到底应该怎么建，左宗棠认为要设十支海军，每军都要备置铁甲、快船、炮船、鱼雷船。
在李鸿章看来，这是左宗棠一贯好大喜功浮华夸张的作风，建十支海军，这是过家家呢，哪里来银子？其他人要么是三支，要么是四支，总体上还算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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