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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古史新证，取得了古史研究的重大成就。
他根据考古出土器物、甲骨卜辞与文献材料互证，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得出卜辞中所见殷王室的世系与《史记·殷本殷》所载商代帝王世系基本相同，进一步证实了《史记》的史料价值，把中国的信史至少推到了商代。
他进而根据甲骨金文，参照经传等古籍作《殷周制度论》等文，论证了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如殷代无嫡庶之制一变而为周代的立子嫡之制，对周代的宗法，丧服等制度作了缜密的研究，肯定周制优于殷制。
他结合汉晋木简和史籍，考证了秦汉郡县，写成《秦郡考》、《汉郡考》等文，并在与罗振玉合编的《流沙坠简》中考证了古长城、玉门关、古楼兰等古址。
他利用敦煌文书等资料，考证了唐代职官制度，唐代户籍及均田制等。
他还利用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考订旧有史料，撰写了《鞑靼考》等蒙元史论文。
总之，王国维把实物与史书结合起来，把出土的材料与纸上的文献结合起来，以实证史，以史考实，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据和古代史的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陈寅恪像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近代著名史学家。
他很注重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并深受王的影响。
他治学严谨，不仅长于校勘版本、鉴别材料、考订事实，更重视在考证出史实的真伪与是非后，对史实作出综合分析，即着眼于在许多事物的联系中看某一事物是否存在、发生及发展变化的情况。
他力求在完备、真实的材料基础上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
他利用诗、小说、小品等文学作品证史，另辟了新的治史途径，后来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就是以诗文证史的代表作。
他还利用域外文字证史，如通过比勘互校《蒙古源流》的蒙文本及满文译本等，发现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和体裁来自元帝师八思巴为忽必烈长子真金所作的《彰所知论》，论证关于蒙古族起源由西藏而上续印度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1940年，他写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4），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某些制度的演变，指出隋唐制度主要源于北魏、北齐外，还来自梁、陈，来自西魏、北周。
1941年，他又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3），以大量史料分篇论述了唐代统治集团的形成与贵族集团的升降过程，并论述了唐代衰亡的原因。
他对魏晋南北朝史也有精深研究，曾编《魏晋南北朝史参考资料》和讲授有关专题，他在1947年至1948年的讲授内容被编成《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近代中国卓有成就的史学家。
他的主要贡献在中国宗教史、元史和历史文献学等方面。
宗教史方面的著作有《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被称为“古教四考”
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和《摩尼教入中国教》，被称“宗教三书”
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撰写于抗战时期）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著述。
元史研究方面，撰写了《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了《元典章》，并写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和《元典章校补释例》两书，胡适在为后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称陈垣校《元典章》“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
。
历史文献学方面，陈垣在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都有造诣，著有《二十史朔闰表》、《校勘学释例》等。
他写于1943—1945年的《通鉴胡注表微》共20篇，前10篇言史法，后10篇言史事，前10篇反映了他在校勘、辑佚、目录、避讳等历史文献学领域内的成就。
陈垣治史讲究类例，即在一个专题下搜集许多资料，区分类别，找出一定范围内的通例，然后组织成文。
这一方法给他带来了成功，但也有其局限性，仅平列一些事例难以考察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
新考据学派当中，王国维等倡导的新历史考据方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一方法被不少史学家所普遍接受。
四、“史料学”
派的崛起
“史料学”
派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的一个史学流派，因其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
，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
，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
；还因为他们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事，又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
。
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是傅斯年（1896—1950），其中心是他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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