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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剖析古史之伪的同时，实际上也对《六经》的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因为他所否定的内容都是《六经》中记载的。
顾颉刚的文章发表后，得到了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人的支持，这批史学家被称作“古史辨”
派或疑古派。
钱玄同称顾颉刚的意见为“精当绝伦”
，希望继续运用疑古辨伪的方法，对古史“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
[2]。
胡适认为顾颉刚的古史观点“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他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否认古史会影响人心的看法，指出：“不信盘古，不信三皇五帝，并不会因此使人心变坏。”
[3]他们共同发扬疑古精神，以“辨伪”
、“考信”
为职志，对古书、古事进行考辨，指出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
的古史系统值得怀疑，这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批判封建复古主义、使史学摆脱经学的束缚而形成独立的学科，有重要意义。
“古史辨”
派的疑古主张，遭到了守旧的信古派学者的激烈反对。
刘掞藜首先在《读书杂志》第11期发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继而又发表了《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等文章。
胡堇人、柳诒徵也发表了《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等质难文章，指责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牵强附会”
、“妄下断语”
，讥刺他们“失于肤浅”
、“疏于读书”
。
顾颉刚等进行了答辩，并进一步论述了自己对古史研究的观点。
于是，在史学界展开了一场古史论战。
1926年，顾颉刚把这次辨论古史的论文和信函汇集成《古史辨》第1册，后来，至1941年连同第1册共编成七册。
第1册经书辨伪；第2册上编讨论古史，中编讨论孔子和儒家，下编是别人对《古史辨》第1册的评论；第3册主要研究《易》与《诗经》，打破《周易》中伏羲、神农的古圣地位，认为它是卜巫书，又将《诗经》还原其乐歌面貌；第4册主要讨论诸子；第5册讨论汉代今古经文问题；第6册讨论先秦诸子与老子；第7册是对十余年来《古史辨》活动的总结。
《古史辨》在以经证史，探究古经籍的历史价值，整理、考证史料方面作出了成绩。
顾颉刚在回答刘、胡的质难时，提出要推翻旧的古史系统，推翻非信史，需要打破四个旧观念：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就是不能单纯信任古书中的一统观念，而必须由将来地质学和人类学的发明来证实；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如以往古史称黄帝时就是一统是不可靠的，中国的统一始于秦；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以往古史多是神话，春秋以后又将古神人化更是多一层作伪；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古神被人化后，古代就被描绘成黄金世界，好像越古越快乐，因此要揭开这种欺骗。
可见，古史论战实质上反映出新旧历史观在古史研究中的对立和分歧。
三、新考据学派的成就
20世纪30年代，随着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敦煌石室典籍、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等新史料的发现，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为代表的史学家，利用新的历史考据方法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新考据学派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历史研究，其论学大旨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书互相辩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从“古史辨”
派的疑古批判到新考据学派的考古建设，是五四后资产阶级史学的重要发展。
王国维像
新考据学派影响最大者为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
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将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历史考证方法，并称之为“二重证据法”
。
他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吾辈生于今日，幸得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
二重证据法强调地下材料的证史价值，把地下材料提高到与文献并重的地位，对传统的以文献考证文献的研究方法是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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