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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舱内部的其余部分主要使用经过硬树脂处理的软木。
窗户和光学仪器由透明的丙烯酸塑料制成。
所有的电线都涂有透明的聚苯乙烯，管道则由聚氯乙烯制成。
在细节上，这款载人飞船也堪称尽善尽美了。
它包括由爱德华兹全新设计的惯性导航系统—一张连接着滚珠轴承、齿轮、砝码与弹簧的铝制圆盘，用于感知宇宙飞船的速度与姿态；一台定天镜，这是由两个固定的镜片和一对可旋转的镜片组成的导航工具，其旋转镜片可适配飞船的运动，从而确保视野中的星辰保持静止不动；就连登月出舱后使用的宇航服、显微镜、帐篷、纸笔，以及该把什么食物带到月球上最经济高效都考虑到了。
的确，他们的一些点子注定无法成真，2000多台（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组成的推进系统便属此类；但这个怪异的设计可能与1875年英国的的《爆炸物法》有关，该法阻止了英国对**燃料火箭的任何私人试验。
所以火箭采用今日看来颇为不可思议的固体燃料（将一艘重达1吨的航天器运送到月球和返回月球至少需要1000吨固体燃料！
），其实是妥协的结果。
不过，他们的另一些创意—从对空气动力摩擦的关注到返回地球时使用的着陆降落伞、从三名宇航员的团队协作模式到登月后的地质勘探行动—都堪称先驱。
1939年，由BIS公布的载人登月可行性分析报告，比真正的载人登月早了三十多年。
关于他们的文章登上了《时代》杂志，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
如果—只是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这项计划会不会受到英国政府的关注与支持，从而让人类登月的历史大幅提前？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随着英法对德宣战，BIS的成员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悉数入伍，这起登月计划也无疾而终。
好在二战后，他们又重拾了之前的设计方案，对飞船进行了大量更新：最明显的区别便是，终于采用**燃料了。
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成长
最后，让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个登上月球的是美国人？这个问题似乎用初中的历史知识便能得到解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在二战后国力强盛的美国，才能完成这一宏大的工程。
但这个回答还不够。
这种冠冕堂皇的套话无法帮我们正确评判BIS的登月计划—事实上，它已经足够尽善尽美，并颇具后世登月飞行器的规模；如果不是历史的巧合在从中作梗，今日被我们铭记的可能不会是阿姆斯特朗。
我们习惯将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在外层空间的竞争特称为“太空竞争”
。
将这个名字赋予特定的时期是有其原因的，因为彼时的太空竞争是冷战思维的附属品，在推动人类航天技术进步的同时，客观上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当时两国争先恐后地发射到太空中的卫星，一大半如今都成了讨厌的太空垃圾；而盲目竞争带来的恶果，则要由两国人民承担。
如果成功的是BIS—哪怕不是，拥有冯·布劳恩这种天才选手的VfR等组织也同样有可能创造历史—我们的航天史会不会看上去更体面些？
但历史是没办法问“如果……会怎样”
的。
就像少有人知，冯·布劳恩同样也是个情商极高，并有深厚人文素养的人。
在1948年，他甚至写了一部小说，来探讨大规模火星探险的可能性。
若非与纳粹发生交集，长阿瑟·克拉克五岁的他完全可能成为另一个科幻大师，或者以更加光荣的方式成为德国火箭之父；而非为纳粹研发V-2火箭，并终身背负“战犯”
这一不光彩的身份，因罹患癌症而死在异国他乡。
在这里，发挥作用的似乎是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所笃信的历史合力论：历史是无数朝向不同方向的力加总合力的结果，而面对既定的历史事实时，因为这些力千丝万缕、错综复杂，我们很难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所以往往只能归因于天才人物和他们的行动；而当我们这么相信时，也就相当于拥抱了遗忘。
这些航天事业的先驱们留下的遗产绝不仅仅是技术。
我不想在这里刻意煽情，倒是可以引用刘慈欣在得知2008年阿瑟·克拉克逝世的消息后所说的一段话：
“那个让我重新认识文学的潜力和可能性，并把我带上科幻之路的人于2008年3月去世，继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后，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也离开了我们。
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一句话：‘阿瑟·克拉克在这里长眠。
他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成长。
’是的，在主流文学使人变老的同时，包括他的经典之作在内的科幻文学却使人年轻，这是我写科幻十年来最大的感受。”
刘慈欣的写作从克拉克那里继承来的并非技巧，而是远比技巧重要的东西：写作的技艺可以学来，可以练习并精进，但就像人不能通过学习长出翅膀一样，克拉克的魅力也是无可替代的。
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样的魅力，恐怕还要回望克拉克的那句墓志铭：他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生长。
这些在地下室里鼓捣火箭的先驱，原本就是一群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生长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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