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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致张陈卿、李时、张希贤等书——胡适1927年版《国语文学史》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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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熙
陈卿诸兄：
前回您来谈及您和好几十位同学打算集资把胡适之先生前几年所编的《国语文学史》讲义排印出来，恰巧有文化学社邵砚田先生愿意承印；也好！
可惜我补编的那些材料，因为事隔数年，再也找不出来了；仅仅找出来一些校订的原讲义，其中也略有几处增补的，已经交给邵先生去了。
他这部讲义从汉、魏、六朝编到南宋为止，没有头尾，只是文学史的中段。
他的初稿是民国十年（1921）给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编的。
他写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出施耐庵先生右者！”
正当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半，这一年就与金圣叹的这两句话同时完了，他还在讲义稿上作了一个纪念。
国语讲习所是两个月毕业的；过了年，不久就举行毕业式，不但他的讲义编不完，就是我的《国语文法》，《国语教学法》，还有钱玄同先生连编带写石印的《声韵沿革》，也都是戛然中止的。
这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假使那时候的部章把国语讲习所定为四个月，我想他这部书的工作一定完成了。
次年（1922）四月，我在天津的直隶国语讲习所讲演，胡先生也来到，他在旅馆里把这讲义的章节次序移动了一些。
那年十二月，教育部办第四届国语讲习所，他又把它删改了几处—这就是现在付印之本。
那年的国语讲习所已成强弩之末了；各省派来的学员大不如前三届之盛了，在京投考的也不多了，教育部也渐渐的闹穷了，从前的石印讲义也改为油印了，现在你们付印的就是这种很不清楚的油印改订本。
自然，那时大家都没有兴致把各种讲义继续编完；这第四届也就是教育部最末届的国语讲习所了。
自此以后，我在北京师范等处有时也讲讲国语文学史，就把他的改订本再改订增补了一些，印作临时的讲义，也始终没有弄成一部首尾完备的书。
我屡次向他提及，希望他自己破点儿工夫编成，但他的计划改变了，打算编一部完全的中国文学史，不限于国语一方面。
前年（1925）夏天，我在中央公园看见他，问他《胡适文存二集》中，连那些《努力》的“这一周”
无关轻重的短评都收进去了，何以不在《国语文学史》中间挑选几章精当的收进去？他才恍然，说当时可没有想到这一点。
可见这部讲义并非他称心得意之作，所以自己不大注意；而我给弥缝补苴的那些材料，更不过为一时教授上的便利计，尤其不值得注意，所以到现在也就并无存稿。
但民国十二年（1923）商务馆也出了一部凌独见先生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凌先生就是第三届国语讲习所毕业的，他曾写信叫我作了一篇序（用注音字母写的）；序中说“他搜集材料很不少，很足表示他读书的勤快”
。
他自序也说他编这书的目的是在勉励自己读书；这不过是一部“读书录”
罢了。
我倒赞成他这句话。
所以，学校里要教《国语文学史》的，想得到胡先生原来的讲义的还很多，虽然是首尾不完之本。
只因没有得到著作者的许可，书坊里不敢出版；此次你们印作自己的参考讲义，我想没有什么问题（似乎北大和师大都曾经油印过的），不过正式出版，作为定本，那就要等胡先生回国之后再说。
现在我索性把我对于国语文学史的见解和对于这部讲义增删参校的经过分作六条，写在下面：
（一）秦以前（纪元前200以前）这讲义不从秦以前编起，却把汉、魏、六朝标作第一篇，当时沈兼士先生在《晨报副刊》上曾经提出抗议；后来凌先生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自序》中也要说，他和胡先生的意见大不相同，他是主张从唐虞编起的；我教这书的时候，也曾经补编了好几段秦以前的材料，大约就是《诗经》、《楚辞》之类和先秦诸子中杂有方言的一些词句。
现在一想，《国语文学史》断自秦、汉，在胡先生确有相当的理由。
他开场几句话就说明了：“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
因为语文分歧，愈歧愈远，所谓中国文学史者，只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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