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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恩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他的极端可能有时会吓到队友，但是在绿茵场上他绝对是一名优秀的领导者。
在基恩受伤后，舒梅切尔成为队长，并在1999年欧洲冠军杯决赛上带领球队击败了拜仁慕尼黑。
当时基恩正处在禁赛期。
虽然在别的球队中，也有门将当队长的情形，比如：西班牙皇家马德里的伊戈尔·卡西利亚斯（IkerCasillas）、意大利的吉安路易吉·布冯（GianluigiBuffon）和迪诺·佐夫（DinoZoff），然而教练往往更倾向于让门将之外的球员担任队长。
因此，能够担当队长一职的门将肯定是出类拔萃的，舒梅切尔就是这样一名球员。
不仅是因为他魁梧的身材——他比曼联大部分的防守队员都高大，他还能将自己的自信、热情和**传递给场上的每一名队友。
在没有比赛的时候，我经常会向队长们征求意见，但是他们也都明白我才是最终的决策者。
我也很乐意听取他们对于某些球员的评价，但是队长们对此是非常尽职尽责的，他们会对自己的队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不是在我面前搬弄是非。
早在我还是球员时就很崇尚这种做法。
我还经常会跟队长们或其他老球员讨论如何压制对手。
1996年足总杯决赛我们对阵利物浦队，备战时我跟坎通纳和舒梅切尔讨论如何盯防对方的史蒂夫·麦克马纳曼（SteveM），他总是活跃在锋线球员的后方，非常棘手。
坎通纳建议我让基恩去踢我方4个后卫前面的位置，盯防麦克马纳曼。
我们遵循了他的建议，事实证明此乃明智之举；麦克马纳曼整场比赛都没能够造成威胁，我们也凭借坎通纳的唯一的入球，赢得了那场冗长而又波澜不惊的比赛。
坎通纳的建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对于我来说，无论这样的好建议来自球员、教练组或是我自己都是一样的，因为它确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并非追名逐利之徒，我只想自己的球队赢得比赛。
而我在曼联执教的最后10年里，情况则大不一样，因为比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我们每个赛季需要打更多的比赛，并且每场可用换人次数从1995—1996赛季已经增加到3次。
因此一名队长不可能带领球队打满所有比赛，因此队长袖标需要由不同的人佩戴。
曾经有一段时期，吉格斯、费迪南德、埃弗拉和维迪奇（我们叫他维达）都曾当过队长。
在我执教生涯即将结束之际，维达总是受伤，因此他跟埃弗拉轮流担任队长。
你真的无法再找到两个这么个性鲜明的人了。
维达是个顽强的人，永不屈服，而埃弗拉则是一位洋溢着热情的球员。
有一次他跑到我面前问，他在更衣室发表的**澎湃的演说是否有些过激。
我告诉他，他的演说省去了我的麻烦，不必再去大声训话了。
埃弗拉的这种本能反应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表明了他是多么重视自己的事业，而且我认为这也会激励他的队友，让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这就是天生领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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