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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私人叙事——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已经包含了宏大叙事的因素，很显然，戈莱斯基是在借用古老的悲歌表达一个作曲家的家国之爱，表达一个具有道德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的关注。
“不，妈妈，不要哭泣最纯洁的天后永远扶助着我圣母玛利亚。”
第二乐章中，女高音唱的这段祈祷文是刻于萨科帕内盖世太保集中营的墙壁上的。
祈祷文的下面注明：“海伦娜·万达·布雷祖西娅科芙娜，18岁，自1944年9月26日起被囚。”
戈莱斯基煞费苦心地用五个世纪之后纳粹集中营中一个女儿的祈祷，回应五个世纪之前的母亲的祈祷，一下子加大了这部作品的历史深度与文化含量：世世代代的母亲的心胸都是那样博大宽广，世世代代的儿女的意志都那样果敢坚强。
我不知道这个名叫海伦娜的18岁的姑娘是否活着走出了集中营，但我为她的从容镇定所折服。
我相信，她的妈妈听到了她狱中的祈祷，五个世纪前那位与儿子分别的母亲听到了她的祈祷，所有波兰青年的母亲听到了她的祈祷。
在海伦娜从容平静的歌声中，我的耳边又响起密茨凯维支《先人祭》中康拉德的咏怀诗句：“我的祖国是我灵魂的化身，我的躯体包藏着祖国的灵魂祖国和我在浑然一体中并存我的名字是百万，因为我爱百万人所爱我犹如身受他们的苦难我眼看着祖国倾覆沉沦，犹如儿子望着父亲在车轮下丧生我感受到整个民族劫难重重，就像待产的母亲忍受腹中的阵痛。”
戈莱斯基继承了波兰知识分子的传统，把苦难引为光荣，把国家的沦亡看作是自我拯救的神圣事业，把民族的殉道看作是为整个人类祈祷。
于是，个人的情感升华为爱国情怀或政治热忱，私人叙事转化为宏大叙事。
第三乐章开始，由女高音唱出一首波兰民歌，歌中唱道：“他到哪里去了，我可爱的儿子？也许在那场起义中，残酷的敌人杀害了他。
啊你们这群坏蛋，以上天的名义，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要杀害我的儿子。
上天的小百灵，因为他的母亲，再也找不到他了。
还有你，上天的小花，愿你遍地盛开，让我的儿子，幸福地入睡。”
在宁静的背景中，歌声犹如夜色中的催眠曲，营造了一种静穆的氛围。
此时此刻，你会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母亲在为她死去的儿子追悼，这种悲哀与她对儿子的珍爱同样不是一己之喜怒哀乐，也不是一个世代或一个家族，而是整个民族。
就像康拉德的即兴咏怀所说的，“我把它（民族）过去和未来的世代拥抱在我的心头”
。
二
波兰音乐为世界关注肇始于肖邦，其后有席曼诺夫斯基和20世纪的卢托斯瓦夫斯基和潘德雷斯基。
戈莱斯基与潘德雷斯基恰好同生在1933年，作为未成年的儿童，他们在战争期间目睹了纳粹对波兰犹太人的惨绝人寰的残酷暴行，这种由战争的创伤所带来的影响无疑会下意识地渗透入他们的作品。
从《广岛受难者的挽歌》（1961年）和《圣路加受难曲》（1967年）等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潘氏的战争情结和人道主义关怀。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对现实的关注，卢托斯瓦夫斯基晚期的作品《编造的话》（1965年）、《我的党》（1976年）和《睡觉的空间》则显示出对现实的另外一种批判意识以及对民族历史的深刻反思。
我们从肖邦到戈莱斯基的音乐家的创作轨迹中发现了一种转变：前者是以私人叙事的角度融入宏大叙事的因子，后者则在宏大叙事的结构中表达私人叙事的内涵。
也许本土音乐的代言人与流亡音乐的代言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角度与程度不同，戈莱斯基的音乐始终与现实紧密相关，并且深植于民族的历史根基之中。
他不像肖邦那样在各种形式与体裁的钢琴曲中去穷尽艺术上的变化多端，在这些精妙纷呈的变幻中去述说私人叙事的语言，而是以宏大的音乐结构和厚重的音乐语汇直面现实与历史。
这一点在《第三交响曲》的结构和语汇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一方面，很少见的三个连续的慢板乐章显示了作曲家在结构上的匠心独运，没有突兀的戏剧性对比，只有音色的明与暗、织体的薄与厚和情感的浓与淡，反而显得作品更像一首悠远绵长的古代史诗。
近一个小时的演奏不仅没有使人感到冗长枯燥，反而使人久久沉浸在挥之不去的历史感中。
另一方面，副标题中的古波兰语“Zalosnych”
寓意深远，在其他文字中恐难找到恰当对应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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