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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
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
，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
的。
这“不应该那么写”
，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
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
在这里，简直好象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
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
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
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
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
近几年来，石印的手稿是有一些了，但大抵是学者的著述或日记。
也许是因为向来崇尚“一挥而就”
，“文不加点”
的缘故罢，又大抵是全本干干净净，看不出苦心删改的痕迹来。
取材于外国呢，则即使精通文字，也无法搜罗名作的初版以至改定版的各种本子的。
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没有这样的环境和遗产，是中国的文学青年的先天的不幸。
在没奈何中，想了一个补救法：新闻上的记事，拙劣的小说，那事件，是也有可以写成一部文艺作品的，不过那记事，那小说，却并非文艺——这就是“不应该这样写”
的标本。
只是和“应该那样写”
，却无从比较了。
（四月二十三日。
）
新近的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汤岛，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
老实说，中国的一般的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圣庙，即文庙，但那里面大抵并没有圣像。
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象连形象也成为亵渎，反不如没有的好。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孔夫子没有留下照相来，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献中虽然偶有记载，但是胡说白道也说不定。
若是从新雕塑的话，则除了任凭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无办法，更加放心不下。
于是儒者们也终于只好采取“全部，或全无”
的勃兰特式的态度了。
然而倘是画像，却也会间或遇见的。
我曾经见过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语》里的插画；一次是梁启超氏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
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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