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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指出这是用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的典故，意在骂当日降清的老汉奸们，尽管自己也包括在内，也不回避，说明钱的“天良犹存”
[29]，很值得同情。
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朱鹤龄愚庵小集”
条，对朱所作《元裕之集后》下面一段话颇为赞赏：“裕之举金进士，历官左司员外郎，及金亡不仕，隐居秀容，诗文无一语指斥者。
裕之于元，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
非独免咎，亦谊当然。
乃今之讪辞诋语，曾不少避，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诳国人者，非徒悖也，其愚亦甚。”
[30]这段话自然是针对钱牧斋而发的，所以《总目提要》称赞朱“能知大义”
[31]。
但寅恪先生不能同意此种说法，他反驳道：“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
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
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
[32]特别是对“既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
的说辞，寅老格外反感，他说：“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
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
[33]把这里的辩难和前面的“践秦庭”
“餐周粟”
联系起来，词旨之深含，已昭然若揭。
当然《别传》的中心题旨是理出河东君的生平事迹，辨章学术，别白真伪，为一代奇女子立传。
所以寅恪先生在第一章叙及作书缘起时特地说明：“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
[34]这也即是此书原题《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后定名为《柳如是别传》的客观依据。
而且作者在学术上悬置的目标极为严格，即要求对钱柳因缘诗的释证达到通解；但钱柳因缘诗的特点，不仅涉及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诗章出处之今典，在这种情况下，寅恪先生提醒读者注意：“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
[35]又说：“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
[36]验之《别传》有关章节，可以说这些目标都达到了。
三
《柳如是别传》第四章对钱牧斋《有美诗一百韵》的释证，最能见出作者通解达诂的工力。
《有美诗》系牧斋在明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文燕浃月”
，然后于次年正月末相别于嘉兴鸳鸯湖时所作，载钱氏《初学集》之《东山酬和集》中[37]。
寅恪先生对钱柳东山酬和之作的评价是：“匪独前此类似之作品，如干令升曹辅佐陶通明及施肩吾诸人所结集者，不能企及，即茫茫禹迹，后有千秋，亦未必能重睹者也。”
[38]至于《有美诗》，寅恪先生更许为东山集的压卷之作，认为在牧斋《初学》《有学》两集中属罕见稀有之钜制，是钱氏平生惨淡经营、称心快意的作品；并申论说：“后来朱竹垞‘风怀诗’固所不逮，求之明代以前此类之诗，论其排比铺张，波澜壮阔，而又能体物写情，曲尽微妙者，恐舍元微之‘梦游春’、白乐天‘和梦游春’两诗外，复难得此绝妙好词也。”
[39]但寅恪先生同时也提出：“此诗取材博奥，非俭腹小生，翻检类书，寻求故实者，所能尽解，自不待言。
所最难通者，即此诗作者本人及为此诗而作之人，两方复杂针对之心理，并崇祯十三年仲冬至次年孟春三数月间，两人行事曲折之经过，推寻冥想于三百年史籍残毁之后，谓可悉得其真相，不少差误，则烛武壮不如人，师丹老而健忘，诚哉！
仆病未能也。”
[40]加上钱集原注者遵王处于与河东君相反对之立场，纵对《有美诗》的作意有所知，亦因怀偏见而不肯阐明，增加了释证此诗的难度。
然而《别传》的作者在学术上的过人之处，恰恰在于能够从一二痕迹入手，钩沉索隐，参互推证，往往即可发数百年来未发之覆。
《有美诗》题目已标出系“晦日鸳湖舟中作”
[41]，即作于崇祯十四年正月廿九日，此时之柳子如是虽经汪然明等好友的介绍与劝说，同时亦为早日摆脱谢象三的无理纠缠，已择定虞山钱氏为最后归宿，但内心犹有矛盾，所以未践与牧斋同游西湖之约，只同舟至嘉兴便飘然离去。
明白了这一层，则诗中“未索梅花笑，徒闻火树燃”
两句便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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