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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静安先生是在1915年4月，与罗振玉一起自沪返回日本的。
但仅在八个月之后，即1916年丙辰正月初七，他便最终结束了浮海东瀛的五载光阴，回到他熟悉的上海，开始人生的新的旅程——当时恰值他的不惑之年。
静安在京都期间，长时间住在罗振玉家里，后罗氏虽为先生另租了房舍，但资用之大部分仍为罗氏接济。
这种经济上长期依赖于他人的状况，必给静安带来精神上的不安。
《丙辰日记》元旦条写道：“自去岁送家眷回国，即寓韫公家，至是已八越月。
去冬十二月，同乡邹景叔大令移书谓，英人哈同君之夫人罗氏拟创学问杂志，属余往任其事。”
[39]哈同和他的夫人突然在此时出现，对当时的静安而言，无异于天时、地利、人和骤然凑泊一处，他的立即应允并马上成行正不足怪也。
哈同是英籍犹太人，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因而有机会踞有哈同花园。
哈同夫人名罗诗，系混血，传说出身娼寮。
其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
，实相当于教人识字的小学或初中。
哈同的主要管事者姬觉弥（号佛陀）也是颇遭疵议的人物，连沈曾植都说此人不足成事。
但哈同主人和主事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是真实的。
王国维知其利弊，虽出席了正月二十二日的开学典礼，但未就“大学教务长”
之聘，而以专一主持编撰《学术丛编》为职司。
此一期间王罗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对应聘哈同的不尽如人意的情形，以及如不合意将辞却他图，也对罗有流露，因此罗振玉在正月十七日的信中，对相关事体详加剖解，勖勉殷殷，写道：
得十一日手书，知景叔尚未见面，观此次大札语气和平，不似前函之严重，当不至决裂，为之差慰。
弟意公仍以守初志，专意办报（学报内容仍愿闻），能兼教科更佳。
弟所以以此相劝者，办学报与公平日学术有益无损，学堂则是长局。
我不与人以可侮，外侮无由而至，此即善为戒备之良法，若别有防御之策，即是过度，转启争招侮矣。
不知尊意如何？方今谋食虽至艰，然以常理观之，断不致饿死。
必欲舍此他图，以弟所知，若往昔杨子安之广学会，月谢百番，抗父诸君在商务，月薪亦百馀番，然每日必牺牲六七点钟，除去往复钟点，人已疲极，不复能修他业，若岁岁如此，学业终身无增长，况尚须我求童蒙，且（以下原件破损，少约二十字）者，而可决也。
抑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此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此自任者，若能如前此海外四年余，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
若以天挺之质，而以生活二字了之，岂不可惜！
弟非无前人之资禀，而少撄患难，根柢未深，中年又奔走四方，遂毫无成就，今且老矣，欲以炳烛之明，补东隅之补，所补能几何？顾影汲汲，绠短汲深，故期之先生者，不能不益殷。
择业与修学，相关至切，至于此次馆事，再三相渎，想不憎其（下缺十三四字）进退之小艺，亦须积二三十年之功力，乃可望成就，学术之难如此。
[40]
罗的意思，办学报于学术有益无害，只要能“守初志”
，就不必有太多顾虑。
信中说的“我不与人以可侮，外侮无由而至，此即善为戒备之良法，若别有防御之策，即是过度，转启争招侮矣”
，不失为深识老到的经验之谈，此语不是谁都可以讲出的。
尤可难能者是对王国维学问的期许，认为如果能继续保持京都时期那样的学问状态，期以十年，当会超过顾亭林、戴震、段玉裁等清代诸大儒的成就。
“以天挺之质，而以生活二字了之，岂不可惜”
一语，尤恳切感人，可知当时的罗王交谊，可谓正处于蜜月期，而绝非利交之可为比也。
当认定下来在哈同只负责编撰《学术丛编》，静安先生就安心以赴了，在大通路吴兴里租到了合适的房舍，书籍也上了架，到二月二十五日，不仅《学术丛编》的编辑条例、刊前序言，以及第一期的稿件，都一一准备就绪。
《学术丛编》的宗旨是：“专在研究古代经籍奥义及礼制本末、文字源流，以期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
[41]内容则包括经学、史学、文字学方面的新著，以及未刊或流行甚少的旧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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