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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先生驳许慎、驳郑康成，罗氏均不以为然，斥其过于大胆。
此先生所以异于罗氏，而罗氏之所以不及先生者正在此。
先生在古史学与崔东壁、康长素不同之点亦在此。
崔、康仅能破坏伪古史，而先生乃能建设真古史。”
[97]信哉，斯评。
而先生代罗振玉起草的《观堂集林》序中，也一再申明自己治学方法的特点：
余谓征君之学，于国朝二百年中最近歙县程易畴先生及吴县吴愙斋中丞。
程君之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
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涂虽启，而运用未宏。
吴君之书，全据近出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君，而精博则逊之。
征君具程君之学识，步吴君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模大于程君，而精博过于吴君。
海内新旧学者咸推重君书无异辞。
[98]
又说：
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
其术在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
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
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
[99]
则先生之学实际上已融会了有清一代的学术精华，并与当时流行之疑古思潮很早就判然两分了。
而他在仓圣明智大学的一位同事费行简先生，后来在回忆当时相聚论学的情形时也曾提到，静安先生认为“近世学人之敝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
[100]。
此可以反证王学之平实纯正，包括静安先生对自己著作所作的评价，看起来可不算低，实则不失为公允客观之论。
先生晚年执教于清华有两年多的时间，为学环境是好的。
除授课之外，已开始对西北地理和元代史事着手研究。
《蒙古史料校注四种》[101]、《耶律文正公年谱》及有关辽金元史的一些论文，即写于此一时期。
十一
然当时之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时期，民国失政，执权柄的军阀互相攘夺，大的事变接连不断，每与静安的生命志向适相冲突，使他敏感的心灵始终陷于苦痛之中。
1924年的“甲子之变”
不用说了，每言及此，他都会愤激泣下。
他曾与罗振玉、柯劭忞有同殉之约，结果未能实现。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北门学士约同死”
句，即指此事而言。
另外，个人生活方面，也有几件颇不顺遂的事。
一是好友乌程蒋氏经商破产，全部藏书抵押殆尽。
自1919年秋天至1923年北上，先生为蒋氏编校藏书，前后四年时间，已完成经、史、子三部，集部则至明。
沈曾植、朱古微、张孟劬等海上诸名公经常与先生雅集于蒋宅，彼此结下深厚情谊。
蒋之破产，对王是一重大打击。
二是1926年9月26日，长子潜明在沪病故，遗孀罗曼华年仅24岁，系罗振玉的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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