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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讲，只能使我尊敬他”
[93]，“先生于当世人士，不加臧否。
唯于学术有关者，即就其学术本身，略加评骘。”
[94]这大约就是置身学府的王国维的风格。
至于为学之方法，先生给诸生以启发者尤多。
一次对国学研究院同学姚名达说：“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工夫，或无目的的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亦一法也。
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
[95]可见先生学问精神之纯正。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陈寅恪与王的关系最密。
梁启超、赵元任也都极服膺先生之学，遇有疑难，梁总是说“可问王先生”
[96]。
十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将静安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作一简要的归结。
要之，静安之学似可分为六期：一、青少年时期（1877—1897）。
主要在海宁家乡，读书、做塾师，可以称作“前学时期”
。
二、掌握治学工具时期（1898—1900）。
来到了省城杭州，一面供职于《时务报》馆，一面在东文学社补习日文和英文，是为“学术准备时期”
。
三、醉心于欧西新学，包括哲学、美学、伦理、教育，翻译介绍并研究创发，不遗余力。
同时致力于诗词创作和词学研究（1901—1905）。
王自己称为“独学时代”
，实际上是先生学问进境的“新学时期”
。
四、由诗词创作和诗学研究，进而研究宋元戏曲，这是已往学人鲜有关注的学问领地（1905—1911）。
也可以说，是先生之为学由“新”
返“旧”
之第一步。
五，随罗振玉东渡扶桑，住京都乡下，阅读大云书库的丰富藏书，从金石、小学入手，集中研究古文字声韵、古器物和古史研究时期（1912—1922），这是静安之学的“旧学时期”
，也是他学术创获的高峰期。
六、最后五年（1923—1927），潜心研究元史和西北史地，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其为学更见平稳安成。
角色则是从帝师到国学研究院导师。
我愿意称这一时期为“潜学时期”
。
静安之学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的特点，诚如近人王森然氏在《王国维先生评传》中所说：“先生之研究方法，所以能上世界学术界之公路者，实具最伟大之魄力与天才也。
其考究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无一不以西洋最新研究史学之科学方法治之。”
又说：“先生对学术界最大之功绩，便在经书不当作经书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看，而当作凡人看；龟甲钟鼎经籍实物，打通一贯，拆穿古代史迹之神秘。
此又与罗氏专信古代圣道王功者，迥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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