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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收到稍慰其心的效果？寅恪先生指出，牧斋此诗宽慰之词旨，在最后四句：“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
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
因为陈子龙有《补成梦中新柳诗》之作，牧斋诗中之“新柳”
当即指此。
“早梅”
一词则来自卧子崇祯七年岁暮所作之《早梅》诗，所以“新柳”
“早梅”
两句都是今典，不仅写景写物，亦兼言情事。
此即河东君既深存思念卧子之情，牧斋则以卧子之情以释之，毫不吞吐回避，自能使河东宽心。
所以寅恪先生释证至此不能自已，遂发为论议：“此非高才，不能为之。
即有高才，而不知实事者，复不能为之也。
幸得高才，知实事而能赋咏之矣，然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有几人哉？更复有几人哉？”
[59]不妨说，释诗证史而把当事人“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
考析得如此清晰宛妙而又“通解其旨意者”
，环顾我国当今文史一界，恐怕找不到寅恪以外的第二人了。
《别传》在这些地方已不单纯是笺注钱柳因缘诗，以诗证史，而是以史家幽眇深微的笔触钩沉三百年前国士名姝的情缘和心理，在钩沉中为柳如是洗冤立传，在传写中涵蕴着三百年后史家的一颗诗心。
所谓史笔诗心，应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概括《柳如是别传》的写作与构意。
这就是《别传》的卷前和有关章节何以附载寅恪先生的诗作竟有二十六首之多的缘故。
同时也即是以得自于钱氏故园的一棵红豆作为全书结构引线的原由。
须知，《别传》也是在写三百年前知识精英的情史呵！
附带说明，论者或谓寅恪先生“乃卓绝之史家，然未必为优越之诗人；其论诗笺诗虽多胜义，然以较其在史学上之成就，则殊有逊色”
[60]，笔者认为此论距真正理解陈氏之学养尚存疏隔，也许是不曾读到《别传》所致。
现在《别传》正式印行已经二十余年，继《寒柳堂集》附录的《寅恪先生诗存》一百九十七首之后，收集最全的《陈寅恪诗集》已经出版，并在学林士子中广为流布，寅恪先生具有超绝的诗笔、诗才、诗心，应该是不争之论了。
五
需要指明的另一情况，是《柳如是别传》在写法上，大不同于寅恪早年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尽管都是以诗证史，而且关涉的同是才人名士的绮诗艳词及其情感生活；但侧重点有所区别，后者不仅仅为证史，同时也是在立传。
传主柳如是的诸般个性特征决定了《别传》写法上的独特性。
依据寅恪先生的考证，河东君是“美人而兼烈女”
[61]“儒士而兼侠女”
[62]“才女而兼神女”
[63]，不仅为“当日所罕见”
[64]，而且是“旷代难逢之奇女子”
[65]。
对河东君有过极大帮助的汪然明，在其所著的《春星堂诗集》中尝自诩，凡平日到他的不系园啸咏骈集者均不得违背九忌十二宜之约，其中对人物品类的要求须是名流、高僧、知己、美人。
寅恪先生说此四类人品，“河东君一人之身，实全足以当之而无愧”
[66]。
以柳、汪之间的关系，美人兼知己自属固然，何以知又是名流、高僧？寅恪先生分析道：“‘名流’虽指男姓之士大夫言，然河东君感慨激昂，无闺房习气，其与诸名士往来书札，皆自称弟。”
[67]适牧斋后，戏称为柳儒士，以此“实可与男性名流同科”
。
[68]又说：“至若‘高僧’一目，表面观之，似与河东君绝无关系，但河东君在未适牧斋之前，即已研治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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