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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特点，是王朝更迭频繁，而且每次王朝更迭都伴以社会动乱，经济遭受破坏，人民流离失所，统治集团的权力攘夺成为社会与文化的劫难。
知识分子、文化人首当其冲，寅恪先生于此感受尤深。
1950年5月，他在写给吴宓的信里说：“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
[79]光是抗战时期书籍的损失，在寅恪先生个人已属浩劫。
晚年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写道：
抗日战争开始时清华大学迁往长沙。
我携家也迁往长沙。
当时曾将应用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
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尚未到。
不久我又随校迁云南，书籍慢慢寄到长沙堆在亲戚家中。
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很多书一起烧光。
书的册数，比现在广州的书还多。
未寄出的书存在北京朋友家中。
来岭大时，我自己先来，将书籍寄存北京寡嫂及亲戚家中。
后某亲戚家所存之书被人偷光。
不得已将所余书籍暂运上海托蒋天枢代管。
卖书的钱陆续寄来贴补家用。
[80]
对于以学术为托命根基的知识分子来说，书籍不啻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王国维1927年自沉前留下的只有一百一十六字的遗嘱，特标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吴是吴宓，陈即寅恪先生，这是王国维最信任的两位国学研究院同事。
可以想见书籍的损失对寅恪先生的精神打击有多么沉重。
《诗集》中一咏三叹的“劫灰遗恨话当时”
[81]“劫终残帙幸余灰”
[82]“灰烬文章暗自伤”
[83]“劫灰满眼堪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
[84]，就中一定包含有丢失书籍的精神创痛。
他向吴宓说的知识分子经历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困苦，在他个人，精神苦痛是最主要的亦最不堪忍受。
职是之故，寅恪先生诗作中流露出来的“兴亡”
之感，实具有非常丰富的精神历史的内容。
而他使用的“家国”
概念，亦超越了单一的政治内涵。
传统社会的一家一姓的王朝体系既不能与家国画等号，那么政权的更迭也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灭亡。
说到这里，不妨用“以陈解陈”
的方法，提供一条旁证。
《柳如是别传》第五章释证钱牧斋《西湖杂咏》诗，因诗序中有“今此下民，甘忘桑椹。
侮食相矜，左言若性”
之语，寅恪先生考证出，牧斋此处是用《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之典，目的是“用此典以骂当日降清之老汉奸辈，虽己身亦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犹存，殊可哀矣”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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