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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性善”
“性恶”
的种种说法，就更其多多了。
王国维用标准的哲学语言写道：“人性之超乎吾人之知识外，既如斯矣，于是欲论人性者，非驰于空想之域，势不得不从经验上推论之。
夫经验上之所谓性，固非性之本然。
苟执经验上之性以为性，则必先有善恶二元论起焉。”
[37]事实确实如此，宋以前中国古代各家的人性论思想，除董仲舒外，大都是就性论性，很少涉及形而上学的问题。
至宋代随着新的哲学思潮理学的兴起，方有人性论的形而上学的思考。
可是静安先生同时又强调，抽象的人性是不可知的，超越经验事实之外去探讨人性，容易导致自相矛盾。
王国维与他在上述文章中论及的古代先哲一样，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构成自己哲学理念的思想资源颇为驳杂，古今中西兼相牵引，显示出思想过渡期的特点。
但他有浓厚的哲学兴趣，有理论思辨的能力，是非常自觉地对中西思想作比较研究的尝试，而且能够上升到形上之层次，包括思维逻辑、概念的运用、行文方式和文章结构，都已具有现代学术表达方式的意味应无异议。
就文章体制思理而言，《释理》比《论性》更高一筹。
我所说的王氏三篇哲学论文的另一篇《原命》，比之《理》《性》两篇，无论规模还是理趣，都要简略浅显许多，兹不具论，斯举“二”
不妨以“三”
反可也。
三
王国维在吸收西学的同时，他的学术思想又是坚实地立基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地之上的。
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
他的由哲学与美学转向古器物、古文字和中国古史的研究，由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和阐释转向对中国古典学问的探究，其转变过程颇富传奇性。
具体地说，他的治学历程有三变：一是前期，主要研究哲学、美学和教育学；二是中期，重点在文学和戏曲；三是后期，集中研究古器物、古文字和古史。
每一期都有重要学术成果问世。
如果以哲学家、美学家称之，则第一期之学术可谓代表。
如果以戏曲史专家概之，第二期的以《宋元戏曲史》为代表的成果使他当之无愧。
如果论其金文、甲骨文、古器物和古史研究方面的成就，第三期的学术创获，可谓车载斗量，蔚为大观，其中尤以《殷周制度论》堪称典范。
传统学术的所谓文史之学，王氏在现代学人中是最富根底的一个。
他的学问之路是由新而旧，而结果则是旧而弥新。
他开始时介绍新思想固然不遗余力，后来释证古器物、古史，也是以旧为新，创意纷陈。
中西、古今、新旧的畛域，是王国维率先起来打破的。
他曾说：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
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
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38]
这是王氏为《国学丛刊》作序写出来的话，时间在1911年，可谓开篇正告之语，带有宣言性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实这些话，正是从学理上开启现代学术的枢纽。
晚清以还困扰学者的古今、中西、新旧之辨，王国维已经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王国维立基于中国传统学术来建构自己的学术理念，其在观念和方法上的超越同侪之处，一是明其源流，二是知其利弊。
下面，不妨看看他对宋代学术和清代学术的关联以及如何评价清代学术，来透视这位现代学者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思想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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